元好问名家地位的论定

  为元好问在文学史上确立一个位置，是从元好问去世之后就开始的一项历时长久的“文化工程”。此事肇端于元氏弟子郝经，他在《遗山先生墓铭》中称扬其师之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将元好问置于《诗经》、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之后，越过汉魏六朝唐宋诸多名家，定位不可谓不高。元好问好友李治、杜仁杰也在《遗山先生文集序》中说：“吾友元君遗山，其二李后身乎？”“敢以东坡之后，请元子继，其可乎？”“二李”应指李白、李商隐，直继东坡则连黄庭坚都省略了。但这些说法在元明之世少有响应，明人虽然认同元好问是金元文学大家，如沁水李瀚刊刻元好问诗集，潘是仁编《宋元诗四十二种》、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都收录元好问诗，但他们很少将其与李杜苏黄这样的名家并列。潘是仁在选诗引语中说郝经“上薄《风》《雅》”等句“殆非虚语”，语气也非完全肯定。但到清代，将元好问入列前代名家却极为普遍，也即元好问名家地位的论定主要是在清代。

  清人将元好问入列前代名家大要有以下五种方式。

  一是选出文学史上的“几大家”，元好问名列其中。如张维屏《论诗绝句二十四首》其七将元好问列入“万古骚坛”的“七大家”之列：“李杜白韩与苏陆，似山似海似云霞。放翁老去遗山出，万古骚坛七大家。”（《花甲闲谈》卷六）所列“七大家”分别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七人。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还把古代名诗人分为“今古大家”“名大家”“小家”三个类别，“今古大家”包括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八人，“名大家”包括左思、郭璞、鲍照、谢朓、王维、韦应物、李商隐、岑参、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陆游、元好问、高启十四人，但他认为元好问尚可升一档次，“南渡以来，惟遗山高于名家，可列古今名大家中”，“余人皆在小家之列”。这些“大家”序列对元好问的接纳，极大地提升了元好问的文学史地位。

  就某一方面将元好问入列名家则更为多见。如宋荦说七言古诗“后来学杜者，昌黎、子瞻、鲁直、放翁、裕之各自成家”（《西陂类稿》卷二十七），潘德舆说“自李、杜后，诗遂无大句。元裕之崛起四百年后，有志追而复之”（《养一斋诗话》卷七），黄宗羲称明文“较之唐之韩、杜，宋之欧、苏，金之遗山，元之牧庵、道园，尚有所未逮”（《明文案序》），分别从七言古体、诗歌风格、文章成就方面，将元好问置于名家序列中。

  二是编纂历代名家诗选，元好问为其中一家。如沈德潜《宋金三家诗选》所选三家为苏轼、陆游、元好问，沈德潜和赵翼还先后对元好问诗歌作了评点。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十二种》选评了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王安石、朱熹、谢翱、元好问、虞集十人之诗和方回《瀛奎律髓》，选诗数量元好问排在第四位，超过了王安石。曾国藩《十八家诗抄》所选十八家分别是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王维、孟浩然、陆游、元好问。元好问诗歌入列历代名家诗选，并以诗歌本身和名家评点获得了更多读者的认同，渐至成为此类通代名家诗选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三是标举几位字号带“山”的诗人，与元好问排为序列。文学史上以“山”为字号的诗人名家有香山（白居易）、义山（李商隐）、后山（陈师道），正可与遗山组成序列。如袁枚《随园诗话》卷九说王式丹教人作诗以“三山”为师，“一香山，一义山，一遗山也”，将白居易、李商隐与元好问并举为学诗典范并号为“三山”。也有单独将元好问与李商隐并列者，如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十六称“近代七言律诗，最为沉雄者，首推吴梅村”，“自义山、遗山而后，殆无其匹”；孙雄所编《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卷五写到“前辈推许”光绪年间进士、山西翼城人马九和之诗“可与义山、遗山并传”。将元好问与白居易单独并列者，如阮元、杨秉初等辑《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七引何承燕语评孙芑华，“精岐黄诗，得香山、遗山之神”。与陈师道并列者如王士禛《敬业堂诗集序》，说查慎行五七言古体“往往有陈后山、元遗山风”，又说“后山凌厉峭直，力追绝险；遗山矜丽顿挫，雅极波澜”，比较二人诗风并予以高度评价。清人还将号为“翁山”的屈大均纳入这一序列，如狄学耕《题两当轩诗集后》二首其二：“若向诗坛论格律，元遗山后屈翁山。”（《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卷四）在这一序列中，白居易、李商隐、陈师道、元好问、屈大均之间的关联呈现出多种维度，但都使元好问获得了较高关注度。

  四是以清人比附前代文学大家，元好问位居其一。清人标举前代名家试图建构一个统序，多是为自己或好友谋求一个“接统者”的位置。如宋荦为王士禛《蚕尾集》所作序称：“予以谓先生在本朝，卓然为一大家，如东坡、山谷之在宋，遗山、道园之在元。后世亦必以予为知言，非阿好也。”标举王士禛，在宋只提苏、黄，在元只提元好问和虞集，地位因所举人少而凸显。张云章《蚕尾集序》则把前代诗人分为两个方阵，第一方阵是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四君子”，第二方阵是陆游、范成大、赵秉文、元好问、高启、李东阳六人，他认为王士禛居于这两个方阵之间，第二方阵诸人“以视先生，抑亦莫之及也”，显然有称誉过高之嫌。而对于王士禛《敬业堂诗集序》所称道的查慎行五七言古体有陈后山、元遗山之风，四库馆臣颇不以为然，认为“遗山古体具有健气，而不以灵敏见巧，与慎行殊不相似。核其渊源，大抵得诸苏轼为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这也可以看出清人强为比附之失。但清人以相互推许比附为目的的文学史建构，却使元好问得以高频率地入列大家名录。

  值得注意的是，清人以明清之际人物比附元好问，多偏重于他金遗民的身份和入元不仕的品节。如钱谦益说明清之际隐居小楼十年的张子石《西楼诗草》“风调侧出于剑南、遗山之间”（《牧斋有学集》卷十九）；黄庭《长安》等诗“顿挫钩锁，缠绵恻怆，风情骨格，在韩致尧、元裕之之间”（《牧斋有学集》卷二十）。陆游愤故土之难复，韩偓痛晚唐之世乱，在诗歌风格上和元好问有类似之处。又陈田《明诗纪事》称明清之际吴嘉纪“沉痛得之少陵，五七律俊爽，亦不失为元遗山”，看重的还是杜甫和元好问诗歌共有的伤乱情绪。

  五是用比较法将元好问与前代名家相提并论，并品评其优劣高下。所比较的对象，以杜甫、苏轼、陆游为多。如田雯认为“金、元之间，元好问七言妙处，不减东坡、放翁”（《论诗诗话》）；翁方纲称“遗山之妙悟，不减杜、苏”（《石洲诗话》卷一）；乔亿比较元好问与陆游，认为“放翁多和缓之音，遗山清壮顿挫，殆欲过之”（《剑溪说诗》卷上）。赵翼则指出元好问古体诗“构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陆亦不及也”；七律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瓯北诗话》卷八），认为元好问古体诗的成就高于苏轼、陆游，七律的成就仅次于杜甫。这种比较，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元好问的文学史地位。

  当然，比上述方式更有力的是“集大成”之说。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认为元好问诗歌成就集唐宋之大成，词的成就则集两宋之大成。这一说法，将元好问的文学地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再来回顾当年郝经、李治、杜仁杰之说。如果说他们的评价因包含了太深的情感因素，几百年间显得空旷和孤绝的话，那么清人以多种方式将元好问入列名家甚至评其为“集大成”，无疑给了他们一个大地载物和群山回声式的承接和响应。

  2022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重点项目《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元好问集》出版，该丛书目前出版诗文别集10种，作者分别为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辛弃疾、元好问。元好问与李白、杜甫等同列第一方阵，正可看出清人建构的影响所在。

  （作者：张勇耀，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