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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粗略而言，即基本经济区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一般认为这一过程始自东晋南朝。
南方地区河网密布，水运是东晋南朝时期主要交通方式。除内河航运外，当时沿海航运也不罕见。正史地理志往往记载各地至都城道里，汉晋史书只称里数，六朝史书则分别记载水、陆道里，水路对东晋南朝之重要，可窥一斑。东晋贺循所谓：“江道万里，通涉五州，朝贡商旅之所来往也。”水路交通既是王朝推行政令的途径，也是商旅往来要路，长距离交通对经济开发、物资流动产生重要影响。
东晋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平原，都城建康所在丹杨郡（今江苏南京）及周边的晋陵（今江苏镇江）、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义兴（今江苏宜兴）等郡是各地人员、物资主要流动方向。由建康出发，沿途经过历阳（今安徽马鞍山）、宣城（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六安）等郡，进入长江中游，到达寻阳郡（今江西九江）。
寻阳居鄱阳湖水系和长江交汇处，长期是江州治所所在。寻阳设有邸阁，既是粮食转运重要节点，也是繁华的商业城市。刘宋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向建康，从寻阳出发，在此征用到大量商船。沿赣江继续向上，经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今江西吉安）等郡到达南康郡（今江西赣州）。由南康翻越大庾岭，入浈江到达始兴郡（今广东韶关）进入珠江流域，继续顺北江而下到达南海郡（今广东广州）。东晋南朝时期犀角、玳瑁、香药、象牙等奢侈品大量由南海郡输入腹地，造就不少富商巨贾。当时俗语称广州刺史在城门经过，可获得三千万钱，可见南海郡商贸发达。南海郡与南康郡间存在频繁的人员流动与紧密的社会网络。海外商人竺婆勒经常常往来岭南经商，其子金伽则生于南康郡。
寻阳郡继续向上，经武昌郡（今湖北鄂州）、西阳郡（今湖北黄冈）到达江夏郡（今湖北武汉）。江夏郡是长江和汉江交汇处，《水经注》称：“商舟之所会。”汉水上游是东晋南朝侨雍州治所襄阳（今湖北襄阳）。当时虽然南北分裂，襄阳作为军事重镇，往往是战争前沿，但是民间边境贸易同样往来频繁。北朝恒农郡（今河南三门峡）居民常将漆、蜡、竹木等贩卖至南朝境内，州牧往往参与其中，被时人抨击只知通商敛财，而无防寇御贼之心。南齐武帝萧赜布衣时常前往襄阳行商，即位后作《估客乐》，怀念往昔。南朝至唐，乐府诗中有一类以商旅、歌伎为主题者，名为《大堤曲》《襄阳曲》，严耕望认为这与当时发达的商业交通有关。
江夏郡溯游而上，则是洞庭湖水系和长江的交汇处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与寻阳郡相同，巴陵郡也设有较大的邸阁，屯集物资。巴陵沿湘江而上则是长沙（今湖南长沙）、湘东（今湖南衡阳）、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阳（今湖南郴州）等郡，逾岭同样进入珠江流域，与南海郡相连。东晋南朝史籍对湘江地区经济情形直接记载较少。就前代而言，零陵、桂阳是岭南与洛阳间交通重要节点。东汉时交州经海路贡献方物风险极大，郑弘建议开通零陵、桂阳陆路以通贡献。西晋时零陵、桂阳与江汉平原关系密切，杜预通过夏水—巴陵沟通零陵、桂阳。东晋南朝时湘州擅长制造可运万斛米大船。史载岭南曾连年干旱，连江断流，对商路带来极大影响。而且，由南海通往零陵的苍梧（今广西梧州）、始安（今广西桂林）二郡依然有大量户籍人口，处于王朝较有力控制下。湘江应依然是重要交通线。
巴陵经南平郡（今湖北公安）至南郡（今湖北荆州）。南郡地当中古时期东西南北交通要冲，既是东晋南朝荆州治所江陵所在，也是长江中游最大的都会，西曲中不少歌谣记录江陵与建康间交通情形。本地物产丰富，商业繁盛，诸如马匹、皮毛、毡子等北方特产同样汇聚于此。东晋南朝以荆州为重镇，往往荆扬并举，梁时萧绎出镇荆州，身边围绕大量文士，江陵成为当时重要文化中心。侯景乱后建康为墟，萧绎即位于此，与其发达的经济，不无关系。
南郡以上郡县数量和规模迅速下降，南郡至蜀郡（今四川成都）间，较重要的是巴东郡（今重庆奉节）和巴郡（今重庆市）。巴东地处瞿塘峡入口上游，战国时已是水运交通要道。郡出井盐，萧齐置巴州、萧梁置信州于此，长期是军事要地。峡江虽然地险流疾，但河床深、水量大，利于行大船。隋灭陈时杨素曾于此造五层大船，高百余尺，容纳数百人。唐杜甫寓居此地时所作古诗不少涉及商旅往来、交通贸易，行商、操舟是当地人重要生计来源，这反映的情形是东晋南朝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巴郡位于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刘宋置三巴校尉于此。县有市肆，四日一会。由巴郡沿嘉陵江逆流而上，进入涪江可以到达四川盆地北缘梓潼郡（今四川绵阳），东晋时谯纵割据蜀地，刘敬宣讨伐，沿此路线而上。西汉水上的巴西郡（今四川阆中）是沟通蜀地与汉中交通要地，当时称“居蜀汉之半，当东道要冲”。
蜀郡是长江上游最大都会，益州州治所在。战国以来蜀郡不断得到开发，号为“天府”。除了本身物产丰富外，在分裂时期，蜀郡还成为河西地区通往建康的必经之路。前凉文王张骏为与东晋通使，曾向占据蜀地的成汉称藩借道。刘宋高僧昙摩蜜多本罽宾人，由龟兹前往敦煌。为前往建康传播佛教，昙摩蜜多辗转进入蜀地，出三峡在江陵长沙寺造立禅阁，最终到达建康中兴寺，并在三吴地区继续扩大佛教影响。甚至更北部地区的柔然也借由蜀郡与南朝政权通使。大量商人聚集在蜀郡，交易布帛、丝绵、马匹等，临近益州的吐谷浑也成为当时商贸往来的繁荣地区。
东晋南朝时期，除上述内河航运外，也存在近海航行路线。从建康经晋陵郡入海，向南途经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临海郡（今浙江台州）、永嘉郡（今浙江温州）、晋安郡（今福建福州）可到达南海郡。梁陈之际晋安割据势力陈宝安常经此路线侵扰三吴，有时也进行米粟贸易。南海郡有博罗县（今广东博罗县），萧梁刘昭称博罗因罗浮山从会稽浮往博山而置。山可以自行移动固然荒诞不经，但传说的出现可旁证时人心中交通路线。东汉时零陵、桂阳道路一度难通，海路承担转运交州贡赋功能。
晋陵与广陵（今江苏扬州）隔江相对，广陵入海向北可到达东海郡（今江苏连云港）。东晋孙恩在三吴地区起兵，一度进至建康附近，为避刘裕兵锋，继而北上，别将进攻广陵，身自前往东海郡。由东海郡继续沿海向北可到达辽东、朝鲜半岛。东晋南朝时北燕、高句丽、百济等政权与建康通使即此路线。
王朝疆域由若干地形区构成，交通路线连接各地，具有整合和塑造区域功能。交通线是人群、物资与信仰流动的方向，也是观察王朝权力空间过程的重要视角。东晋南朝形成以都城建康为核心的水路交通网络，首先意味着不同线路间有时存在竞争关系，对沿线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从南海郡前往建康，有湘江、赣江、海运三条路线。西晋时通往湘江的始安郡与通往赣江的始兴郡户数相差不多，刘宋时随着赣江运输线路发展，后者在籍户数迅速超过前者。
其次也意味着都城变化与人工运河开凿，将极大地改变原有交通线路与都会情形。东晋南朝时人员与物资向建康流动，围绕建康形成发达的商业贸易。隋统一，王朝政治中心回到长安和洛阳。隋运河沟通南北，邗沟段以江都（今江苏扬州）为起点，江都从军事重镇一跃为商业中心。江南运河经延陵（今江苏镇江）绕太湖东侧吴郡连接余杭（今浙江杭州），不经过丹阳（今江苏南京），丹阳地位迅速下降。隋唐定都长安，带来江陵、巴西繁荣，宋以后政治中心东移，同样影响二地发展。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在空间中理解历史变迁，分析重要交通节点与关键交通线，将可以更好理解各区域在不同时期的位置和功能，也能由此理解不同区域深层次整合过程。
（作者：李彦楠，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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