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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事古脊椎动物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古鱼类。除了在实验室做研究，还经常去野外调研。行走在广袤大地上，我能感受到祖国的巨大变化。云南曲靖、贵州石阡以及重庆的远郊……昔日贫困山区，而今旧貌换新颜。
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开展野外调研是件既辛苦又危险的事。我坐过绿皮火车、破旧的公共汽车，甚至是马车、驴车……很多地方没有公路，我只能背着仪器设备往前走。如今，道路通畅、交通便利、通信自如，村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日子更富足、更幸福了。这些成就，是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是各行各业同心聚力的结果，凝结着每个人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挥洒的汗水。
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得益于国家对基础科学的持续投入以及对“源头活水”研究的大力支持，我和研究团队这几年在古鱼类研究上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例如，我们在重庆、贵州等地志留纪早期距今约4.4亿年的地层中发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填补了全球志留纪早期有颌类化石记录的空白，首次为有颌类的崛起与最早期辐射分化提供了确切证据。2022年9月，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同一期发表了我们团队的4篇论文，填补了“古生物学史上一个顽固存在的重大空白”，被称为“令人惊叹、改变演化格局”的化石发现。再比如，我们对4.25亿年前的古老鱼类——初始全颌鱼化石进行了持续研究。2023年，我们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论文，对硬骨鱼式鳞片的起源进行重新探讨，并为完整复原这条神奇的古鱼提供了科学证据。
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为丰富人类认知作出的贡献，也显示出我国科技水平的整体进步。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精度CT等，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生命演化进程中的谜题。
经常有人问我：搞古生物研究辛苦不辛苦？从身体上来说，或许是辛苦的，但我们的内心是满足的，精神是愉悦的。对科学家而言，如果我们的发现和观察，能够给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留下一笔，这辈子就没白过。所有的辛苦和劳累，我们都甘之如饴。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张胜、齐芳、金振娅、杨舒、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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