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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王振复，1945年生于上海。1964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70年毕业留校，在职期间获文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易学、巫文化学与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佛教美学、中国建筑文化与美学等领域研究。撰有《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周易〉的美学智慧》《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中国巫文化人类学》《中国巫性美学》《中国早期佛教美学史》《建筑美学》《中华古代文化中的建筑美》等40余部著作，主要学术成果收录于《中国文化美学文集》（八卷）。
在迄今60年的学术人生中，复旦大学王振复教授专注于中国文化美学研究，始终思考着中国美学的人文“根因”“根性”问题——“中国审美”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他自谦，自己是一个极普通的读书人，一生都在一次又一次学术性试错与纠错的过程中挣扎与努力，撰写的40多部著作，无非记录了一些人生过程。其实，那些著述既是他人生过程的记录，也已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人生的一部分。
机缘特出 情系美学
一个学者对学术之路的选择，除了专业兴趣有关，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机缘。
王振复先生1945年出生于上海，家境贫寒，生下来就没见过祖父，三岁失怙，体瘦身弱，一生病，不是去刮痧就是通过吃香灰“治病”。他自小性格内向、敏感。当别的孩子在踢毽子时，他会为夕阳西下的沉寂与悲壮而伤感、震撼，“残阳的美，却同样让我有些感伤地体会到一抹深沉的辉煌，那是一种沉雄而悲剧性的力量”；当别的孩子跳绳时，他会为坠落天井的一片枯叶而尽夜牵肠挂肚，“一张枯叶打着旋儿、从空中悠悠落下，终于落在天井的一角不再飘动，不由让我对此盯住看了许久。晚上睡觉时，还一直牵挂这件小事，总也放心不下。第二天，我拂晓就起床，第一件事，便是赶快到天井里去，看那片落叶究竟还在不在那里”。王先生回忆，还未上小学时，听哥哥朗诵臧克家的《老马》，他能从中感到诗人对忍受苦难的农夫的深切同情，“诗境的沉郁，与我所经历的苦难童年以及偏于沉静的个性相应。沉潜与平淡，几乎是我一生的心境，而内心并非凉薄与枯寂”。
也许是这种生活经历，他从小就对生命、对不可捉摸的命运有了好奇，这成为他后来研究巫术、《周易》的渊源。祖母一心向佛，耳濡目染，他从小就对佛教有了额外关注，这也正是他多年来“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根本动因：“尽管我年轻时最心仪的是佛学与老庄之学，但首先还是要努力弄通作为本人学术之本的易巫之学，尔后扩大到同是巫学而更为原始、古老的甲骨占卜之学，同时不忘释迦与老庄。尽管在学术上，我主要研究的是易学与巫学，似乎很入世，但实际上我的心灵深处是相当向往佛禅与老庄之学的。”
1964年，王先生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入学不久，他在图书馆读到《美学问题讨论集》，从此就对美学着了迷，这套书成为他学习美学的启蒙读物。1970年，王先生毕业留校在政宣组工作，1973年回中文系任教，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有两个几乎伴随我一生的‘密友’，一是书籍，二是疾病。”出于持久的爱好与执着，王先生从事学术研究，“欣欣然于晋人王子猷般‘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情趣”，从没有“成名成家”的功利目的。对他而言，治学如为人，学术即人生。他的著述，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成果，而是呈现出鲜活的生命质感与饱满的情感状态。
博观约取 圆融自洽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家应有才、学、识“三长”。王先生认为，所谓“识”，是指在具备一定“才”“学”的前提下，能够在某一学术领域，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发现问题、论证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这可以视为王先生的夫子自道。
王先生推崇复旦大学陈允吉先生对陈子展先生治学经验的总结：“‘博观’是手段，‘约取’是目的；‘博观’是奠基，‘约取’是在基础上进行建筑；‘博观’是增加感性认识，‘约取’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在王先生看来，“凡读书做学问，须如书写‘T’那样，先横一笔，再竖一笔，才得写成一个‘T’。横笔，指广泛阅读与披览；竖笔，指深入于某一学术领域的阅读而努力深研。横为前提，竖则圆成，否则一事无成。凭兴趣广泛阅读，未必皆为好事。”他研究中国文化美学的“根因”“根性”，就是以对中国传统经典以及西方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神话学经典著作的广泛阅读为“横笔”，通过对《周易》等人文经典的精读、思考，努力深入于易、巫美学的研究。
在《周易》中，他拎出“吉”“凶”二字，认为“吉是真善美的历史与人文原型；凶是假恶丑的历史与人文原型”，由此推断，在《周易》巫筮以及更为古老的甲骨占卜等的吉凶意识中，早已孕育着可以生成美丑以及真假、善恶的历史与人文因素，“因此，将《周易》美学的研究拓展到‘作为文化哲学的美学’而追溯其本根、本性，是可能的”。
王先生意识到，盛于殷代的甲骨占卜及其文字所蕴含的原始审美意识比《周易》更为原始。于是，数十年间，他通过对甲骨文及《说文解字》的研读，强化学术研究的“根因”与“根性”。从文字学与词源学的视角出发，王先生对一些中国哲学与美学特有的词语及其范畴进行阐释，颇见新义。如对“大”的释读：他认为，《道德经》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强为之名曰大”，《易传》的“大哉乾元”，“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些词句中的“大”皆非大小的大，而是“太”的本字，指万物本根本性的“道”。《说文》：“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从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结合对甲骨文的释读与古籍中“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等记载，王先生得出中国文化中的“士”原型为“巫”的结论。
对传统文献的精读、考据、梳理，是王先生聪慧之才、厚实之学的展现，也是他庄严的学术基底，为他溯源中国审美意识提供了有力支持。
过去一些易学学者专注于对《易传》道德人格的讨论，这虽然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但王先生另辟蹊径，从《周易》象数之学与卦爻辞的文脉联系中，努力发掘原始易理的巫性特质与人文底蕴，由此探索中华原始审美意识的发生，进而提出“中国巫性美学”这一重要学术命题，做成了具有学术创见的本土化的美学“新品种”。
西方文化人类学一般将原始神话、图腾、巫术统称为“神话”，这是“广义神话说”。王先生提出“狭义神话说”，将神话、图腾、巫术这三种人类最早出现的原始文化形态称为“原始信文化”。巫术本是虚妄而难以奏效的，初民却信以为“真”，体现了初民向野蛮自然进击时，不得已而又盲目的原始努力。他认为，中国文化与美学的根本特质主要是从原始巫文化的母胎里孕育而成的，中国巫性文化的所谓“巫性”，是畏天与知命、神性与人性、媚神与渎神的二律背反又合二而一，且以前者为主。中华巫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巨，其传统因素几乎融入人文科学的一切领域，参与了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历史、道德、艺术审美与民间风俗等基本人文品性的生成。中国美学基本而主要的历史与人文素质，起始于原始巫文化的原始“实用理性”。这一“实用理性”，一般总是与中华审美纠缠不清，便是所谓“美善不分”“尽善尽美”，成为拒绝与消解宗教的精神之力。中国美学的根本素质，并非“以美育代宗教”，而是“以伦理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
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王先生把中国的文化、哲学及其美学归纳为“有”“无”与“空”三大分支，即儒有、道无、佛空，三学会通。此虽为一家之言，但窃以为能够做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学理自洽。通过对《周易》与巫术的研究，王先生认为，“风水”是一种文化迷信，是“古人以命理理念，认识与处理人与环境之关系”的一种文化现象，把古代“风水”界定为“朴素而粗糙的环境学、生态学”。这一论证，准确新颖，既揭示了“风水”迷信的本质，也赋予这一中国特有的文化范畴以美学意蕴与气象。
在易学、巫文化学、佛教美学之外，王先生还倾心于建筑美学研究。这源于青年时代“爱的诺言”。“我走上研究中国建筑文化之路，与妻子杨敏芝直接有关。她研究生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学系。记得初次结识时，她说要向我学习文学，我便随口说：‘那我也来向你学习建筑吧。’岂料，就是这一句平常的话，成了我一生的信言。我因此读了不少古今中外有关建筑文化的书。”通过对建筑这一独特“文本”的阅读，王先生从传统学术对“心”的研究开始转向对“物”的研究，得出“宇”的本义为“屋檐”，“宙”的本义为“屋梁”的结论。他认为，“宇宙即建筑，建筑即宇宙”，中国建筑文化的时空意识及其理想在于象法自然宇宙、自然时空，建筑作为人文“宇宙”，不仅有关“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而且是中国人所领悟和理解的时空哲学及其美学。这种解读将建筑文化上升到中国文化、艺术与美学中时空观念的根本层面，具有原创性意义。
通过对《周易》长期而深入的研究，王先生得出“原始易学是巫学”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揭示了《周易》的美学特质，而且延伸到对建筑美学、佛教美学、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与书写。在建筑美学中，他认为，作为迷信的“风水”，掺杂着古人的巫性意识；在佛教美学中，他在人性与神性之间发现并建构出“巫性”，在崇拜与审美之间发掘出“诗性”。这种梳理与建构，使得王先生所从事的数个看似迥异的研究领域建立起紧密的逻辑关系，构成一个圆融自洽的学术体系。
沉潜思考 诗意为文
在研究立场和方法上，王先生选择了“学院派”的道路，追求历史与逻辑、实证与理念的统一，治学力求“历史优先、回到文本”。在学术表达上，他强调诗性与思性的统一。王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深度与穿透力，也融入了个人的性情。我读王先生的文章，如同与他本人交往一样，常常有如沐春风的感受，能从他通俗又富有哲理的语言中，体会到诗意与美感。
对王先生来说，诗意不是任何刻意外加的东西，而是源自先天的灵慧与生命深处的一种本能的饱满与愉悦。他的诗意，经过智慧之思的滋润与抚慰，无指涉性、无对象性、无功利性，捕捉着情感的走向，描摹着精神的形态，讴歌着生命的悦乐。他撰写过《诗性与思性：中国美学范畴史的时空结构》一文，从学理层面将“诗性”与“思性”作为对偶范畴进行梳理与辨析：“诗性的思性化，思性的诗性化，是中国美学史一系列名词、术语、命题、范畴及其群落之概念、观念与思想、思维的显著特点。”
记得1992年，我研究生入学不久，有一次王先生和我谈到学术论文的写作，说最好可以一次成稿。我顿时感到压力很大，觉得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见到王老师几十页的文章手稿，字体类似颜体楷书，一笔一画，没有一处连笔，中间似乎只改了一个字，我极为震撼。从此以后，我开始注意落笔前的资料消化与构思酝酿，胸有成竹后才动笔写作，我后来的教学与科研都受益于这方面的训练。随着技术的进步，当下，散漫式思考、零碎式表达更为常见，但窃以为这种系统收集材料、构思作文的学术训练，仍然十分必要与重要。蒋孔阳先生在为王先生《〈周易〉的美学智慧》所写的序言中，称赞王先生“不仅勤学深思，而且思路敏捷，出手甚快”。当然，这不是说王先生为文全都是一次成稿，一些重大、复杂的文章，他甚至不惜“十年磨一剑”。如《论崇拜与审美》一文，“写得尤为艰苦而历时漫长，从1983年暑期开始，一直到1990年的冬天（发表于《学术月刊》1991年第7期）。所搜集的资料，不下四五万字。八年间，反复重写与修改了九次，仅仅一个开头，反反复复弄了数十稿，浪费了许多稿纸（当时是500格的手写稿），一直到自己稍稍满意为止”。从这云淡风轻的叙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学术之“思”的无限魅力，以及“思之不得”时的“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与“思之既得”的神清气爽。
《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是我最早读到的王先生的著作。因为此前所受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对传统典籍带有诸多误解，我总觉得《周易》带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邪气”与“晦涩”，面目难辨，恍如天书，所以有意无意敬而远之。经历过此前“文化热”与“美学热”的烘烤，见到此书书名，我顿时觉得亲切无比，及至展卷读书，时时被王先生的细密思维与盎然诗意所惊艳。接下来读《〈周易〉的美学智慧》，我更是叹服不已。过去，我虽然也喜欢理论，但有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理论著作都是晦涩难懂的。特别痛苦的一次阅读经验，来源于大一暑假时阅读黑格尔三卷四册的《美学》，书中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就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我虽然咬牙读完了全书，读完后确实觉得眼界有所拓展，但阅读过程的痛苦至今记忆犹新。可是读到王先生关于《周易》的这两本书，我却感到趣味盎然、满目葱郁。这两本书，我硕士阶段读过两遍，博士阶段又读了两遍，近两年再次重读，仍然满目葱郁（“葱郁”也是王先生喜欢使用的一个词）。这里不妨随手引用一段：
“依稀踏进青泥盘盘、幽静古朴的窄巷小弄，抚摸被悠悠岁月无情侵蚀的残垣断壁，那浓得化不开的古老气息，令人骤感现代生活的快速节奏突然变慢了，整个心灵因而沉寂宁静下来，好像实现了对中华古代文化一种情感上的‘皈依’，也不免有一点苦涩的滋味浮上心头。因为从文化整体来说，《周易》巫术给我们提供的文化信息毕竟过于陈旧了。而穿过泥泞的沼泽、小径，拂去历史的尘埃，这里是一个伟大心灵的‘宇宙’。不只有愚昧和稚浅，有黎明前的黑暗，有撕肝裂胆的痛苦与忧患；也有生的喜悦、爱的挣扎，有诗的韵味，有满天云霞，一泓‘微笑’，有长河的奔涌，大地的磅礴，光辉的日出！有天籁、地籁与人籁的交响，有轰轰作响的来自远古的回声……更有《周易》原始巫术文化的童蒙智慧犹如晨星闪烁，撩人心魄，它牵引我们上下求索的文化心魂跋山涉水，寻访探问，渐入佳境。”
王先生不是诗人，却诗意地生活着、研究着、写作着。诗人从日常生活中升华出诗意，而王先生通过诗意来理解与观照日常生活。
谦谦君子 与人为善
“见到大先生（王先生祖母对小学老师的尊称），一定要磕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侬要好好读书啊，读好书才有饭吃。”“侬已经长大了，要好好学会做人。做人要实实在在，对人对事，要诚心诚意。”“侬勿可以随便要别人家的东西。”……王先生自幼受祖母教诲，为人处世文质彬彬，谦和不争，与人为善。他从不为自己的事求人，别人的事则尽力帮助，凡事都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王先生，我以为非“君子”二字莫属。
20世纪90年代，王先生当时身体很差，教学任务又很繁重，想在学校申请一间公寓房用作中午休息，申请数年，毫无结果。我见他疲惫异常，就斗胆提出建议：当年与王先生一起考入复旦的一位中学老同学，当时正在负责学校一些方面的工作，不妨找找这位老同学，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可是，王先生拒绝了。无论遇到什么生活方面的困难，他从不向组织提出来，包括这个老同学。后来有一个寒假，弟弟要结婚，我买不到回老家的火车票，百般无奈之下给王先生打了个电话，他说试一试。当晚，王先生回了电话，说搞到了一张到天水的车票，离我老家陇西不远。细问原委才知道，王先生给他那位老同学打了电话，刚好学校招待所有一张富余的车票，可以让我先拿去用。我后来感到十分内疚，因为自己的私事，破坏了导师的规矩。
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与王先生相识几十年，断断续续有很多交往，他从来没有听王先生议论过什么人、批评过什么人，“有时候，我听得出王老师有意见，但他从来都是非常温和的，‘口不论人过’。与之相应，在学术研究中，他的状态就是埋首典籍、甘为书生。不管在职的时候还是退休后这么些年，他一直在做学术，以学术为自己的生命”。王先生自己则认为，读书与写作，虽然很辛苦，但也很幸福，当读书与写作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与情感表达方式时，其他方面就显得很不重要了，“研习学术，唯在持久坚持的‘三要’：读、思、写。读是基础；思是关键；写是落实。假如没有宗教般的强烈兴趣和执着，这一‘三要’，是可能会落空的”。可见，对于王先生而言，学术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修行。当一种职业选择成为信仰，那么这一工作就具有了某种崇高与神圣性。日常生活因学术而显得充盈饱满，学术因信仰而散发出神圣迷人的辉光。
近二十年来，王先生选择了退而不休、阅读无止、笔耕不辍的生活方式，不谋稻粱，不为功名，为了思想的表达与学术的传承，安贫乐道，在自己的领地上努力耕耘。这种学术人生，是一种美妙的生活与生命形态；这种献身学术的精神，是一种特别的审美精神。王先生及其学术，真可谓“思诗合一，向美而生”。
（作者：林少雄，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