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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古人认识事物、看待世界的客观呈现，我们研究语言，就应当按照先民的思维逻辑去抽丝剥茧，看清内核，而不能一味强调公式或西化理论框架。我认为，从“技”到“道”的转化，应当是研究汉语尤其是研究古代语言的核心原则。
关于“技”与“道”的差别，《庄子·养生主》有一个生动的故事：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牛）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技艺高超，展臂运刀，莫不中音和节，文惠君称赞其技法高妙。但庖丁却说，我喜好的是“道”，远远高于“技”啊！庖丁所追求的“道”，是更高的境界，即对“牛”的本质认识。
《列子·说符》对“道”亦有如下描写：
（伯乐年长，向秦穆公推荐善相马者九方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返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悦，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列子》记录的九方皋相马之术，不管毛色、不管牝牡，看的是马的本质属性。这种深入观察和注重内在品质的精神，是最值得称道的，因而伯乐惊叹：九方皋相马竟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超出我千万倍的地方啊！这就是“道”的境界。
如果只关注外在表象，则只能算是停留在“技”的层面。关于“技”的描写，比较典型的是宋代欧阳修的《卖油翁》：
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陈康肃射箭“十中八九”，卖油翁以勺舀油“自钱孔入，而钱不湿”，都属于“无他，但手熟尔”，就是技艺熟练。陈康肃问曰“吾射不亦精乎？”卖油翁却认为是“熟”而非“精”。这也是“技”与“道”的差别。
古人讲究“道”，对许多事物的认识都有从“技”到“道”的升华过程。语言学习和研究怎样达到“道”的境界，这应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文字不仅是古人生活的记录，更包含了先民对世间万物的认识，还有先民对各种动作、情感的体悟，我们的语言文字研究也应当由此入手，通过厘清先民的思维路径，找到深层和本质的脉络联系，最终达到“道”的境界。
从目前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两方面因素的改变已经对相关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语料的增加，比如甲骨金文的出现以及出土文献的发现，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说文解字》以来对汉字字形的理解，许多过去很难解释的偏旁部首，都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让我们对词语使用的状态有了全新的把握。比如《战国策》记载的著名故事“触讋说赵太后”，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曰：“……此《策》及《赵世家》皆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今本‘龙言’二字误合为‘詟’耳。太后闻触龙愿见之言，故盛气以待之。……《汉书·古今人表》正作‘左师触龙’。又《荀子·议兵篇》注曰：‘《战国策》，赵有左师触龙。’《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此《策》曰：‘左师触龙言愿见。’皆其明证矣。又《荀子·臣道篇》曰：‘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史记·高祖功臣侯者表》有临辕夷侯戚触龙，《惠景闲侯者表》有山都敬侯王触龙，是古人多以‘触龙’为名，未有名‘触聋’者。”王念孙由此断言《战国策》记载的应当是“触龙言愿见太后”。而后续考古发现，诸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策》残本等出土文献，恰恰证明了王念孙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二是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的改进。以前的传统研究主张“例不十，法不立”，需要研究人员用卡片记录一页页翻阅文本找到的语言例子，必须皓首穷经地苦读，方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也才有了王国维提出的“读书三境界”。而随着当下互联网、计算机技术的高度发展，研究人员拥有了更多更便捷的手段，能够将研究所需的知识和文献用例搜罗殆尽，研究进度和深度得以大大提高。在技术进步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加强思维能力、推理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努力实现从“技”到“道”的转变。
从外在表象中探寻内在联系
如何从外在表象中寻求内在联系，这里我们试举一例。一般认为，隹部字、鸟部字存在不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隹之属皆从隹。”同时提出“鸟”是“长尾禽总名也”。段玉裁注：“短尾名隹，长尾名鸟，析言则然，浑言则不别也。”桂馥《说文义证》也说：“析言之，则隹、鸟异类，合言之，则隹、鸟通称。”段氏、桂馥用“浑言”“通称”是基于事实对许慎说的补救，而1927年的《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曰隹”条有不同解释：“又卜辞中隹与鸟不分，故隹字多作鸟形，许书隹部诸字亦多云籀文从鸟，盖隹、鸟古本一字，笔画有繁简耳。许以隹为短尾鸟之总名，鸟为长尾鸟之总名，然鸟尾长者莫如雉与鸡，而并从隹；尾之短者莫如鹤鹭凫鸿，而均从鸟，可知强分之未为得矣。”这里提出的是“隹”“鸟”古代本为一字的观点。
这两个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字，到底有没有关系？
首先，我们对“隹”“鸟”字形进行比对。
仔细对比“隹”与“鸟”二字早期形状，其本质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别。后来分化出“隹”与“鸟”，推测是人为增加笔画和装饰所致，通过各种写法的图片汇总与对比，可以看出这一点。许慎当初分析“鸟”的结论：“象形，鸟之足似匕，从匕。”这也是强为解释，难道短尾鸟的足形状就不同了吗？我们不应当被表面的纹饰点画所迷惑。
其次，我们还需要对使用这两个偏旁部首的汉字进行分析，考察其中可以互换者。
根据“雉”字在甲骨文和《说文》中的不同写法，可以看出只是偏旁精细化程度的不同。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1）《说文·鸟部》：“鶪，伯劳也。从鸟，狊声。”其观点是“鶪”字从“鸟”或“隹”，偏旁可以互换。
（2）《说文·隹部》：“雞，知时畜也。”“雞”同“鷄”，“隹”“鸟”作为偏旁可以互换。
（3）《说文·隹部》：“雅，楚乌也。”“雅”是“鸦”的古字，后来假借为“雅”义。《篆隶万象名义·鸟部》：“鸦，於牙反，雅。”《隹部》：“雅，鱼瑕反，正素也，乐器也。”
以上几字都是形声字，声符不变，义符则可以从“隹”也可以从“鸟”，且意义相同。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从略。
再如《说文·鸟部》：“鷻，雕也。”段注：“隹部曰：雕，鷻也。”这两个相互为证的名称或用“隹”或用“鸟”作偏旁，也说明其含义是鸟类，而没有鸟尾长短之别。
其实，对于“隹”“鸟”二字同源的问题，早有学者讨论过。如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1988）中说：“‘隹’和‘鸟’在用作表意偏旁时往往可以通用，如‘雏’也作‘鶵’，‘雞’（鸡）也同‘鷄’，《说文》说‘隹’是‘鸟之短尾总名’，‘鸟’是‘长尾禽总名’，可能仅仅是根据字形推测的。”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也说：“隹、鸟本为一字，古文字从隹与从鸟实同。”
再次，我们分析《说文》中出现的从“鸟”“隹”的形声字，鸟部字在《说文解字》中有115个，新附字4字，加上乌部3字，共计122个字，多为鸟类的专名词。而这些字所代表的鸟类大部分没有所谓“长尾”“短尾”的区别。
《说文》中注明长尾或短尾鸟且从“隹”“鸟”的形声字有三例：
（1）《说文·鸟部》：“鷮，长尾雉，走且鸣。”此例从“鸟”，但却解释为“长尾雉”，说明“隹”“鸟”本身就没有区别。
（2）《说文·羽部》：“翟，山雉也。尾长。从羽从隹。”山鸡尾长，却偏偏从“隹”，这也是矛盾的。
（3）《说文·鸟部》：“鹳，鹳專，畐蹂。如䧿，短尾。射之，衔矢射人。从鸟雚声。”此鸟明确“短尾”，竟然从“鸟”而不从“隹”。
此三例说明从“隹”“鸟”只表示类属，并不表示尾巴长短与否。
简言之，从“隹”与从“鸟”的字，本质上可以视为同一个部首，都是指鸟的名称、状态或与鸟相关的工具等，并无强调鸟尾长短的区别。许慎根据他所能够见到的字形进行的判断是不正确的，段玉裁根据语言事实进行了纠正，但是不够彻底，原因是他还缺乏更进一步的证据，致使如今的大型工具书如《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都按照许慎的说法强为分别。这个例子也说明，对前人的研究结论要有科学的怀疑精神，不能囿于表面现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辨析语言文字中包含的古人思维方式
目前我们尚无法掌握全部语言文字的本义和原貌，但是我们可以一步步向真相靠近。这里以“尧”（繁体作“堯”）字本义的探究为例。
《说文·土部》：“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玉裁注：“堯，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堯之言至高也。”堯，会意字，从垚在兀上。《说文·垚部》：“垚，土高也。”《说文·儿部》：“兀，高而上平也。”王筠句读：“垚、兀皆训高，堯合为一，则弥高矣。”故“堯”本义即为高。
但古人造字的规律是要有一个具体的意象，不能是完全抽象的“高”。现有文字材料中，“尧”字最早字形收录于《甲骨文合集》（编号9379），卜辞内容释为“尧入”，甲骨文的这个“尧”字，或许指的是上古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从此“尧”来看，描述的大体上是人跪坐之形，头上有高高的发饰或帽子，有学者认为头顶上的是土，恐怕不合情理。或许最早的“尧”字描述的就是一位部落联盟首领的样子，即上古时代的“尧”；也有人认为“尧”是后人给古帝陶唐氏之谥号。虽然“尧”字的起源目前无法明确，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尧”字最初是用来盛赞陶唐氏品德高尚的。
而通过分析《说文》以“尧”作为偏旁的形声（兼会意）字，我们发现大多数此类字都是表示某类事物的“高”。例如：顤，意为额头高；峣，意为山高；翘，意为尾巴高举；趬，意为抬高腿走；骁，意为马高大；獟，意为犬高大；晓，意为日高升；烧，意为火焰高；浇，意为水从高处洒下；荛，意为草长高；哓，意为声音变高；等等。
另外，纵向为高，横向为长。长则可曲。故《说文》中从“尧”的字还指某类事物的“长而曲”。如：绕，绳缠绕；桡，木弯曲；挠，手弯曲；蛲，虫弯曲；等等。
从以上例证可知，许慎虽然无法分析“尧”的造字义，但是“堯，高也”的解释是可信的。从“尧”字的偏旁部首应用来看，古人观察能力令人惊叹，他们能够看到这些属性、类别毫无关联的事物所共有的特征——高，因此才会采用同一个声符“尧”来统摄之，那么，我们分析时就不能仅从单个字来解释了。总之，形声兼会意字是字形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呈现了古人对事物间联系的思考和联想，我们如果厘清古人的造字思路，再用归纳法反推，依然可以寻得古人之“道”。
对古人造字意象的还原
流传至今的文字，记载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保留了古人的真实生活场景，更反映了历史的变迁与进步。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我们也可以说：因为一个字能够牵涉出一串字，能够明白地展现古人造字时的所思所想，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单个字，就需要去重新探析古人之“道”。
“意象”不单是文学中的理论概念，还是汉语言文字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先民创造汉字表达的是一种意象，换言之，汉字是通过创造意象来表达含义的。这里我们以“宀”部字构成的几个词语为例，看看古人表达的意象。
《说文·宀部》：“宀，交覆深屋也。象形。”段玉裁注：“古者屋四注，东西与南北，皆交覆也。有堂有室，是为深屋。”“宀”是一种四面有墙，上有覆盖，内有堂有室的深屋。“宀”的甲骨文字形即为房屋的侧视之形。从“宀”字本义大多与居室相关，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一部分“宀”部字其实还隐含了古人因居住不同环境产生的相应心理与情感。
（一）“寒”字的意象。汉语中有“寒门子弟”“家境贫寒”“光临寒舍”“寒酸”等词语，《说文》：“寒，冻也。”那么这些词语中的“寒”能不能换成“冷”或“冻”？显然不能，因为“寒”这个字的意象蕴含了先民造字的心理活动，其情感体验隐藏于这个字的构造之中，这种情感体验至今还在影响我们对语言文字的运用。
“寒”字造字义就是表示一贫如洗的简陋居室，以及人在其中寒冷、窘迫的状态。《说文·宀部》：“寒，冻也，此人在宀下，以茻荐覆之，下有仌。”许慎的说解已经很准确和完备了。而西周大克鼎、小子发鼎上的金文“寒”字，形象而具体：屋中人在草中，上面盖草，下面垫草，而草垫下面还有冰。“寒”创造的是一个鲜明可感的意象，表达的核心义是贫寒。
由此“寒”之意可分两方面。一是贫穷。《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须贾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汉徐干《中论·贵验》：“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此二例中“寒”犹言贫困，低贱。二是寒冷。晋陆机《叹逝赋》：“步寒林以凄恻，玩春翘而有思。”贫寒自然有悲凉和惧怕的心绪，如“心寒齿冷”“噤若寒蝉”。通过了解先民创造“寒”字时的意象，我们对“寒碜”“寒酸”“寒舍”等词的理解可以更加清晰。
“寒”的造字义反映的是恶劣的居室条件，古人同样也造了不少字来表示居室环境好。如《说文》：“完，全也。”“完”本义为居室周全。“宽，屋宽大也”“宥，宽也”，可见“完”“宽”“宥”本义都指住宅周全宽大，人在其中生活舒适。因此，才有“大户人家”之说。再看表示家境富裕的字：“实”（實），从宀，从贯，指家中有钱财。“宝”（寶），从宀，从玉，从贝，表示家里有宝物。《说文》：“富，备也，一曰厚也。”所以有双音词“殷实”“厚实”“宝贝”“富裕”等用法。
（二）“安”类字的意象。《说文》：“安，静也。从女在宀中。”“安”，甲骨文为一女子在屋内跪坐之形。古人认为，有屋有女即为安。“安”通过这个意象揭示了有家人的居住心理。所以“心安理得”“安之若素”都体现了安然、安逸、安稳的情感和心绪。《说文》：“寍，安也。从宀，心在皿上。皿，人之食饮器，所以安人也。”屋内有吃的东西，即为“寍”（宁）。故段注“安”字曰：“此與寍同意。”段玉裁深刻地洞悉了古人造字的初始意图：“安”表示屋子里有女人，“寍”表示屋子里有食物，这不就是古人描绘了一个温馨的家的意象吗？
《说文》：“定，安也。从宀正声。”人走入屋中即为定。“宓，安也。”“宴，安也。”“宜，所安也。”这些字都反映了古人在有了房屋居所和家人之后安定、坦然、舒适的情绪感受，体现了居室对人心理的巨大作用。当然，只有在词语中，在语境中，在一串连贯的表达中，这些单个字的蕴含义才会充分展现出来，语言的审美价值和隐喻意义才能体现出来。“安心”“寒心”表达了完全相反的心境和情感，也是证明。
最能够代表古人造字情感的高频词大约是“家”。《说文》云：“家，居也。从宀，豭省声。”“家”之本义为“人之居”，是一种干栏式建筑类型，记录了古代人豕同居一屋的原始居住状态。关于“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这里就不赘述了。
汉字创造的是一种图示化的意象，其特征是从具象到抽象，最终将古人的衣食住行、行为心理以及自然万物都惟妙惟肖、细致入微地保留至今。尤其在字形偏旁的巧妙运用方面，既能清晰彰显所指事物的外在类属，又能明白标示读音和内在特征，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古人造字时对事物间联系的把握，靠的是抓住本质特征，“九方皋相马”正能够体现这种精神。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表的是意象之义、语境之义，其中蕴含之“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滋润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与思维方式。东晋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这段话用于对文字的理解，依然适用：先民造字，以一个画面、一个意象，来记录和传达他们对一切事物、动作和情感的认知与体悟，我们每每窥见昔人造字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动心惊目，感慨系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在先民那里如此，在后人那里依然如此。比如《说文》：“窨，地室也，从穴，音声。”“窖，地臧也。从穴告声。”“地窖”“窨井”等名称，沿用了几千年，读音与意义均毫无二致。“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我们研究语言文字，应当追寻先民的思维路径，努力寻找文字深层和本质的脉络联系，以求达到“道”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