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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李汉秋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线上讲座 演讲时间：2024年4月
清代吴敬梓所著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名著。小说着重描写“士林”群像，在对“士”的描述中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蕴含，小说塑造的不同的“士”形象映射出其所承载的不同文化品性。《儒林外史》可视作传统文化的形象教科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一部《儒林外史》映射出了我国古代半部思想文化史。循传统文化发展的脉络来举例解读《儒林外史》，是读懂其深厚思想内涵的一把钥匙。
《儒林外史》的文化思想底色
孔孟儒家强调“士志于道”。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富与贵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因应这种营求，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利益驱动的体制机制。但利益驱动是把双刃剑，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如果调适不当，所处历史时期的价值观会偏颇，心理会失去平衡，造成人性的扭曲异化、人格的分裂甚至堕落。古代儒家思想认为，这就需要以道义原则来指引功利追求的目标方向，以制约和调适功利心。《儒林外史》的文化思想底色与传统文化的主干相通，体现孔孟儒家思想，其重要核心是仁义礼乐（“借楔子敷陈大义”里王冕劝朱元璋行仁义、全书结构的顶点是泰伯祠兴行礼乐），按其要求儒者应当克己复礼——克制个人的功名富贵之欲，讲究文行出处之道。
但是，《儒林外史》的文化思想又并未止于“纯儒家”。在历史上，中华文化的主要流派总在矛盾统一的辩证法中发展，儒、道、法诸家，既相互对峙，又相互汲取，相互补充，相互融汇。古人在治国理政方面所谓的“外儒内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儒法互补。而在人生哲学方面，古代儒家思想偏重于个体作为社会人的群体责任，在入世中进取；道家偏重于作为自然人的个体自适，在超世中适性。这样的思想融汇折射于古代许多名人的实践中，既矛盾又互补。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实何止于“穷”与“达”时分别采取，“儒道互补”实际上成为古代人生哲学的两个重要侧面：一方面是现实的欲望和功业，另一方面是精神的超越和安顿。
精神的超越和安顿方面，古代西方往往借重宗教。而中国古人则更重老庄道家和佛旨禅宗。道家观念和佛禅思想中对功名富贵的态度，成为古人克制功名富贵欲的重要凭依。自宋以后士林阶层的思想体系已形成以儒为主、儒道佛互补的文化共同体。吴敬梓就成长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一生不断探索前行，思想亦随之不断发展，最终通过《儒林外史》的创作，形象显现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发展脉络。
但是，道家与儒家各有其质的规定性，老庄道家因其较重自然人性的舒展，因而常为强调主体人格自立自主的思潮所倚重。魏晋风度和晚明士风就是这方面两个突出的例子，这在吴敬梓的思想发展中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体现在《儒林外史》的创作中。
“吴敬梓与魏晋风度”，这是1981年我在纪念吴敬梓诞辰280周年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现在我深一步思索：青年吴敬梓经历了父丧后的家族矛盾和1729年滁州乡试落榜的刺激后，精神状态日益逆反，被“乡里传为子弟戒”。他仰慕阮籍嵇康型的“魏晋风度”，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傲世抗俗，这种思想在《儒林外史》中主要显现于移家南京前在全椒县的杜少卿形象里：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真风流，继承发展了魏晋竹林名士风度，鄙弃鄙俗的功名（八股科举）；不屑经营祖遗、运用钱财（非止一般的“疏财仗义”）；逆袭势利世风；讲求脱俗超逸的风神；坦露的是内在的真性情、赤诚坦荡之“真我”。在任诞中表现出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核：张扬自我人格。这些人物形象在儒家强调的“群己”关系之中，主体的人文意识更加觉醒，追求人格自立和精神自适。
这也就像竹林名士那样，发扬了庄学“越名任心”、回归自然的意蕴。对名教的这种“心有依违”（鲁迅语），也就有了超越名教的一面。在自然与名教的冲突中，包含着“情”与“礼”的激荡。杜少卿与竹林名士一样讲究的是真性情，他对父执韦四太爷和老管家娄焕文都表现了真性至情，超越了世俗常礼。凡此种种，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小说第三十回回末联语预报杜少卿出场也称他为奇人。
吴敬梓怀着“誓将去汝”的决绝情怀，愤然离却故土，撰《移家赋》自述移家南京时犹如“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移家南京后，他进入明清之际思想最活跃的文化环境。吴组缃先生阐说他与顾、黄、王三大思想家的思想联系，我谨补说：吴敬梓犹如蜜蜂，在人文花圃中，多所采撷，自酿成蜜。他决定把小说的背景寓托在明代中后期，对明代的历史和中晚明士习有了深入的感知，“王学左派”影响下的晚明士风促进了他思想和创作的进一步发展（黄宗羲也自称王门后学，可见王学之影响非止于明）。
杜少卿形象“奇”“狂”“豪”的背后
我在2001年出版的《儒林外史研究》中曾经提出，吴敬梓塑造的奇人狂人形象与晚明时期“王学左派”代表人物如王艮、李贽等人的思想性情有关联，在《李汉秋讲儒林》中阐释王冕、杜少卿、“市井四奇人”等形象时也继续论及，本次讲座我再略加延伸。
程朱理学是宋以后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主要流派，自有其历史地位；但后期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它攫为官方统治思想，把“理”抬到高于“仁”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把封建统治秩序、行为规范当作“天理”，用来禁锢、压制，甚至扼杀人的感性自然欲求；并且要人们把这种“天理”当作自我完成的主动欲求，主动强制灭绝正常人的正常感情，以完全适应封建秩序。明清时期统治阶级以此为统治思想，将此思想与八股科举制度相结合以牢笼士人。这种偏颇思想被扭曲利用的结果是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弊端。
人性要舒展、发展，就需冲破这种封建桎梏。王阳明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了人的内心，变为人的内在自觉的“良知”（《儒林外史》的王玉辉形象就表现了“良知”与理学弊端的冲突），从而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利于人的主体人文意识的觉醒。王学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从“王学左派”的王艮、王畿到李贽，越来越具有离经叛道的倾向。他们鄙夷权威，挣脱禁锢，言行狂狷，犹如血气方刚的青少年郎为超越封建秩序而血脉偾张。中晚明以降，许多历史人物具备“奇”和“狂”的特征。冲破庸常显现出“奇”，逆袭羁络表现为“狂”，“奇”中有“狂”，“狂”则显“奇”，沛然有豪杰之气。吴敬梓早年就向往魏晋风度之“狂”，到了早期人文启蒙思潮的中心区并进入文化圈后，与此思潮所鼓荡的“狂”一拍即合。他塑造以“自况”的杜少卿形象有了发展，“市井四奇人”和杜少卿都增添了“狂”的寓涵。
《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卧本评语称“少卿之狂”，以“狂”定义他的特质（本讲座所引小说原文和评点，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数十版次的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杜少卿的恣情任性带有狂诞不经的色调，透露着内心的愤激和痛苦，表现出激而为怒、愤世嫉俗、冲出羁络的“狂”的特征。这使他的名士风度有了深刻的一面，具有了不满封建羁络的叛逆内涵。起初，他的“狂”是强烈的不满在受压抑情况下的爆发形态，是一种喷射式的宣泄。辞征辟弃科举时，疏狂不羁的作风里增强了个性舒展的自觉，他宣称自己“麋鹿之性，草野惯了”，想方设法（包括装病）辞掉“爵禄之縻”。摆脱了功名富贵和科举制度的羁縻后，他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简直可以视为杜少卿要求个性舒展的宣言。他在“以任放为达”的魏晋风度表现形态里，反映了主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辞征辟辞掉“爵禄之縻”，是为了“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获得某种超越性和自由度，是捍卫主体人格自立和尊严的一种决断，在唯功名富贵是求的士林中，不仅是“奇”，而且是“狂”，是“豪”。吴敬梓以杜少卿的豪气对照周进、范进、严监生等匍匐在功名富贵枷锁下的窝囊萎弱生灵以及势利伪妄的世风，提倡以豪杰精神提振士气和民族精神。
《儒林外史》中，沈琼枝不甘为妾，逃到南京市井，自谋生计，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位人格自立的女性形象，像一道闪电划破封建夜空。杜少卿称她“希奇”，认为“可敬的极了”，赞扬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不畏权势、不可亵玩的“豪侠”精神；她也钦佩杜少卿“是个豪杰”。真是“惺惺相惜”，表现了奇人之间豪杰精神的投契。
清朝统治者重新强化程朱理学的统治，康熙皇帝曾“特命朱子升祀十哲之列”，抬入孔庙从祀，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诗集传》被钦定为教科书，是科举考试立论的根据和标准答案。在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之时，乾隆皇帝于公元1740、1741年两度下令，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与程朱抵牾或标榜他人之处”“即行销毁，勿得存留”（《东华录》乾隆五年、六年上谕）。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吴敬梓却像李贽一样，大胆否定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儒林外史》“狂”到敢于写出“程朱阙里”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王玉辉，因遵循理学弊端怂恿女儿绝食殉夫而招致的“良知”痉挛；敢于揶揄马二批举业选本皆依据朱熹的《四书或问》和《朱子语类》。他自己和《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都写了一部《诗说》，于小说内外批评“只依朱注”是“固陋”。吴敬梓说“朱子读《女曰鸡鸣》……究未得此诗之妙在何处”。而面对朱熹《诗集传》点评《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小说中的杜少卿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这不是在追寻一点微小的学究式的胜利，这是在批驳理学教条，捍卫自己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杜少卿在南京游览姚园，众目睽睽之下，他“竟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大笑着，情驰神纵，示威似地走了一里多路。在当时这堪称“奇”行“狂”为，唐突了那个时代的封建礼俗，挑战了积久的生存方式，表现出敢“狂”的豪气。
吴敬梓解经强调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他的《〈尚书私学〉序》说：“俗学于经生制举业外，未曾寓目，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又直斥“俗学”“固陋”，赞扬江昱“不在宋儒下盘旋”，其指向是明显的。吴敬梓敢于冲出封建王朝的功名富贵桎梏，冲出钦定的陈言的窠臼，冲出举世皆昏的势利陋俗，这种“狂”，在当时进步文人看来就是“豪举”。
李贽崇尚真奇，在《自赞》文中自称“狂痴”，他斩钉截铁地说：“求豪杰必在于狂狷。”（李贽《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太史”）唯有狂狷，才能成为“豪杰”。他激赏泰州学派，说“心斋（王艮）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说罗近溪（汝芳）“真正英雄，真正侠客”，说何心隐也是真英雄，并赞称他们“一代高似一代”（李贽《焚书》卷二《书答》）。李贽自己既被称“狂”同时也被称“豪”及“豪”的近义语。
这就可让人理解，《儒林外史》中既“奇”且“狂”的杜少卿，何以会被作者更加频繁地安排诸人称之为“豪杰”：第三十一回回目称其“豪杰”之后，回中韦四太爷两次称他“豪杰”，回末联语总结又称他“豪杰”。下一回回目则称他“豪举”，回末联语称他“俊杰”“英贤豪举”。再下一回迟衡山赞他是“海内英豪，千秋快士”，季苇萧夸他是“天下豪士”，韦四太爷当面说“你是个豪杰”。第三十七回郭孝子道“少卿先生豪杰，天下共闻”。到第四十一回又由沈琼枝引述其父的话“杜少卿先生是个豪杰”。如此不厌其烦地重复，唯恐人不理会。
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杜少卿的“奇”“狂”“豪”，涵盖了更多的时代新质素，表现出一些与封建王朝统治思想制度相悖离，与旧礼俗不协调，为庸众所不解的新性格的萌芽。
小说中“市井奇人”的定位
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王学左派”的门徒有些来自劳动阶层，包括陶匠、樵夫、农民等，如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王艮即出身贫苦，他们的活动接近下层平民。他们有关人际人格平等的言论，多少反映出当时平民百姓的思想愿望。
在《儒林外史》中，如果说世家出身的杜少卿做派更接近魏晋风度，那么作者对“市井奇人”的身份定位就不可忽视。中晚明的文坛上出现了从市井细民的普通生活中去发现“奇”的主张及作品，吴敬梓也把探索的视野拓展到市井。请注意这是对举：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在《儒林外史》最后，作者怀着期望勾出简劲的剪影：“市井四奇人”中的季遐年是居无定所的贫民，而字写得最好，作为书法艺术家，他的做派颇似不愿受封建习俗约束的徐渭、郑板桥等，他们都珍重自己的人格和真性情，傲世抗俗，藐视权势。徐渭被视为狂人，当道官僚求他一字而不可得（季遐年亦然）。郑板桥提出“学者当自树其帜”，并说自己“束狂入世犹嫌放”（《自遣》，《郑板桥集》），同样不肯为“天下安享之人”作书画。他们的书画艺术“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松轩随笔》，见马宗霍编撰《书林藻鉴》卷十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表现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和独创的才能。季遐年亦然，他特别尊重自己的个性，“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犹如徐渭“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季遐年高扬主体精神，率性而行，行不为利，高兴写就写，“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不慕富贵，藐视权贵，真个像前述徐渭式的狂人，也与楔子里的王冕同调。小说中“施御史的令孙老爷”叫他上门写字，他赶上门去迎着脸大骂道：“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他任真放诞，敝衣烂履，不修边幅，不计贫贱，身无长物，每日得了笔资，吃了饭，剩下的就送给素不相识的穷人，很像杜少卿摆脱钱财俗务的羁绊，体现出慷慨超迈不为物累的洒脱。
“市井四奇人”中的王太是卖火纸筒的小贩，见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大国手在下围棋，穿着褴褛的他也挤上去瞧，大老官嫌弃地讥讽他“你是何等之人”，胆敢来下棋。结果王太三下两下就把大国手杀败，在众人大惊中他哈哈大笑。这一场胜利，折射出明清时小市民争取自身地位的意识。
另一位奇人荆元是手工业者——裁缝，他说：“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这与王学“浙中派”王畿所倡言的农工商贾“异业而同道”如出一辙。他又说自己“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讲求尊重个性满足性情，讲求内在精神的自足，讲求得到精神自由和快乐。从世家子弟跌落而接近市民的盖宽（犹如此时的吴敬梓自己），也能够自尊自重。
“市井四奇人”都有独立营生的能耐，能够自食其力，不依附别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支点，过着精神自适的日子。如荆元所说：“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正是由于摆脱经济依附性，所以可以人格自立、精神自适地发展。此中盖已渗入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市民的意识，至少是其萌芽。这种生活情趣具有摆脱封建束缚、抵制权钱异化、冀求人的自由发展的人文积极因素。1920年，在陈独秀、钱玄同分别写的《〈儒林外史〉新叙》中，陈独秀说，吴敬梓的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钱玄同说，吴敬梓“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的鲁迅，在高度评价《儒林外史》的同时，还把标志新文学诞生的重要作品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为冲击封建积习的突出特征。
另外，吴敬梓也接受了清初为纠正理学末流之“空谈”而兴起的实学思潮的影响，秉承经世致用的中心精神，一方面显现颜李学派所提倡的“礼乐兵农”的主张，不仅写虞博士等贤人的“礼乐”实践，而且写了萧云仙的“兵农”实践；同时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思想见解，写了杜少卿的治经实践。
通过以上《儒林外史》的文化史索解，希望读者们能够进一步理解，吴敬梓作为其时代与进步思潮同步的伟大文学家的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