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
一个人的命运是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一份报纸的命运也是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与共和国同岁，即将走过75年历程的光明日报，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与知识分子同心，因而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在光明日报创刊75周年之际，我送上我的深情祝福！
我与光明日报相遇是在1972年。那时，我还是一个高中生。一天，我偶然看到《光明日报》，当时，就被它深深吸引了，可谓“一见钟情”。偶然中有必然，这个必然就是《光明日报》独特的内容和我求知的渴望。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52年。52年来，尽管我的思想处在剧烈变化中，尽管我的身份处在不断转换中，但我对《光明日报》“情有独钟”，一直订阅。《光明日报》以其知识密集性、理论前沿性、学术探索性为我打开了知识的一扇大门，为我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和社会空间。在光明日报创刊75周年之际，我送上我的感激之情和感恩之意。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时，我是一个刚刚入学3个月的哲学系大学生。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彰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力量和理论魅力，引导着我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此后，无论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还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教学科研，我的专业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中。2018年，当我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下《在实践中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2018年5月11日）时，我思绪万千、感慨万分，深感《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对我个人发展而言，是我学术研究的定向者。
光明日报是全国性思想文化大报，可是，它并不嫌弃“小人物”，相反，它善于发现新人、培养“小人物”。1988年9月5日，在我硕士刚刚毕业之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我的文章《历史哲学：亟待建立的新学科》。由此，我在读者的身份上又叠加了作者的身份。此后，我在《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与实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深刻理解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40余篇文章。尤其令我感动的是，2015至2016年，《光明日报》开设了《学者专栏》，在这个专栏，我先后发表了《哲学的位置在哪里》《文化的作用是什么》等多篇文章，再现了我的哲学研究的心路历程。
光明日报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个展示学术成果的思想平台，而且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进展。1997年，我被授予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98年12月2日，《光明日报》在《名师剪影》栏目介绍了我的教学成果。此前，在1998年4月10日《学者访谈》栏目发表了对我的采访录，即《马克思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访杨耕》。此后，2000年8月10日，在《学者访谈》栏目再次发表了对我的访谈录，即《哲学家的当代良心和使命——访杨耕》；2010年6月1日，在《学问人生》栏目发表了我的学术自述，即《重读马克思——我的学术自述》；2019年7月10日，在《爱国情 奋斗者》栏目发表了对我的采访录，即《杨耕：把哲学融入生命活动之中》；2020年3月16日，在《大家》栏目发表了《杨耕的哲学之“旅”》，全面介绍我的学习、教学、科研、出版实践的历程。
光明日报不仅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进展，而且适时向读者推荐我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1999年4月2日，刊发了《杨耕集》的书评，即《需要勇气的对话性探索》；2019年9月25日，刊发了《杨耕作品系列》的书评，即《重读马克思的心灵写照——读“杨耕作品系列”》；2024年4月11日，在《杨耕文集》出版之际，刊发了《重读马克思，展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杨耕文集”出版访谈》。
我和光明日报还有一个独特的缘分，那就是，2014年，在光明日报编委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的领导下，我和报社有关领导组织并完成了光明日报社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建新闻传播学院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进一步领略、学习了“光明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独特的学术风格。“风格如人”。光明日报之所以“光明在望”，就是因为在它背后有一批又一批“光明在心”的“光明人”。新闻报纸当然要求新，但更重要的是求真。“光明人”敢为天下先的求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求真态度感人心魄。
我和光明日报的缘分已达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来，从相遇到相知，我对光明日报不离不弃，但更重要的，是光明日报对我不离不弃，为我提供思想平台和思维空间，给我智慧和勇气、礼遇和荣誉，我的成长、成熟、成就都离不开光明日报，我从《光明日报》走来，《光明日报》是我的精神故乡。
（作者：杨耕，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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