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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基因”概念越发成为焦点词语，成为中外学界、社会和民众越来越公认的范畴，具有很强的学理研究价值和传播交流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思想文化建设工作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他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曾多次提到“基因”“文化基因”“精神基因”“文明基因”概念群，立足中华文明特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来概括中华文化内核最稳定的组成和传播部分，强调文明基因的历史形成和当代意义。他在不同场合都列举过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文明基因，比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等。这些文明基因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相生相连，成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概念。
厘清中华文明基因的形成和发展，内涵与功能，是深入贯通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相关阐释论述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考古学、历史学和哲学领域。在文学研究领域，虽然中国文学起源研究已经有百年历史，但是，中外相关研究既有不足又内在脱节，结合中华文明基因的互动研究尚未形成。
中外相关研究的不足与脱节
中国传统文论往往将文学起源归为圣人著述。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起源研究以晚清为始，颇具代表性的是刘师培以“古学出于史官”为核心，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基础，主张“文章原出五经”。现代以来形成两类常见研究路径：第一类认为文学起源于诗歌，按出现时间早晚，研究不同文学体裁的起源。另一类研究体现在各类“中国文学史”，以神话为文学起源。比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就是代表。早期文明的口传诗歌往往是神话和史诗，因此，上述两条路径经常交叉，相互作用，学界形成文学起源的五大观点：摹仿说、游戏说、巫术说、情感说和劳动说。
海外学界对中国文学起源研究，研究视域一般以西周为始，有的甚至迟至东汉。研究对象以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体裁和主题为重点，聚焦分析经典作品。类似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剑桥中国文学史》（2010）。不过，该书论述的时间起点已经晚至东汉。
当下，在汉学界和中国学界颇为活跃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及其团队的系列研究和学术活动，也在关注文学起源问题，其创建的德国汉堡大学写本中心和普林斯顿大学写本中心，以及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的“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都涉及中国早期文学研究。他们发起“比较古代学”（Comparative Antiquity）项目，推动了包括中国早期文学在内的全球早期文本研究。这些研究的内容起点仍是有成熟文字以后的文学体裁，尤其关注早期中国的诗歌，强调“理解书写制品”。这类研究聚焦出土文献和写本材料，重于训诂考证、文本阐释和文化解读，挖掘文本的动态形成过程和编纂意图，揭示作家、文本与政治的关系。不过，这些研究与前文字时代的早期文化，尤其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关联不大。
相对于国内外的中国文学起源研究都偏重文字叙事，国外学界对本民族（比如古希腊文学）文学起源的研究已经与其文明探源融合，从两条路径合力形成贯通性研究：一是根据考古学和器物学的材料；二是人类学的民族志与民俗材料。大致而言，这些研究利用史前物质文化（如神像，图腾标志，陶器图形）实物，多方参照民族志材料进行跨时空阐释。例如艾维利·古兰(Ariel Golan)《史前宗教：神话学·象征主义》(2003)；马西尔·德蒂安（Marcel Detienne）《厄尔浦斯的书写——文化接触中的希腊神话》（2003），拉德克利夫·G·埃德蒙斯(Radcliffe G. Edmonds）《阴间旅行神话——柏拉图、阿里斯托芬、俄尔浦斯的黄金刻写版》（2004）等等。类似研究虽然很前沿，但未用于中国文学起源问题上。当下汉学界所热衷聚焦的早期文献的稳定性和传播性问题，也未能把中华文明基因、中国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探源成果相结合，这不得不说是很大遗憾。
中国文学起源研究新路径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探究中华文明基因的起承转合，其实就是“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具体实践，离不开对中国文学起源和发展研究。反之，置入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年文明史视域，中华文明基因又为考察中国文学起源提供新视野。
中华文明的历史文献最丰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独树一帜。世界三大古典文字体系只有汉字从起源一直使用至今，中国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基因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和发展。前者所蕴含着“观物取象”“立象尽意”“文以载道”“修辞立其诚”的观念萌芽、日新的创新精神萌芽，天人合一的哲学萌芽，书写传统的多元一统趋势等等，成为中华思想宝库中最悠久深邃、持续发展和不断成功转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最具中华文明辨识度的特色与标志之一。相应，受文明起源模式和汉字特征影响，中国文学起源与其他文明传统有很大差异，例如口传、记忆、表演可以构成理解早期中国文学的要素，但并不完全是中国文学起源的基石。近万年来墓葬遗址和祭祀性遗存的陶器、玉器、象牙器、骨角器、漆木器等，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的打制石器、祭祀物品、建筑物特征、身体装饰物等，皆以独特的物性策略和技艺承传，为文字书写时代的文道观、文德观、修辞观等奠定了基础。这些关涉先民的宇宙观、精神信仰和意识形态等内核问题，无法仅用实证方法或纯文本分析方法来推进，势必寻找新方法。
有别于研究文字出现以后的文学体裁，更有别于海外汉学界把研究起点惯设在周代甚至东汉，中华文明基因视野下的文学起源研究，强调把文学发生的观念萌芽、精神渊源与功能起源与中华文明五大特性相结合；把文字出现之前的物质文化，即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物”作为内容起点，以周代成熟文类的形成作为总结。换言之，学界惯行的中国文学起源的原点，已经是中华文明基因视野下的研究“目的地”，而非始发站。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众多成果以及各种前沿理论，已经能支撑在中华文明基因的新视野下的中国文学起源研究新途径。总体而言，可以纵向上探讨与中华文明五大特性的互动形成；横向上提炼具有标识性的理念与范畴、对具有代表性的文类萌芽进行溯源，从天地观念、地缘形态、器物思维和叙事起源几方面，探索从前文字时代到经典文本的中华基因的形成和传承。万年以来的“物”思维激发和促成了汉字的功能与意义，也制约和影响着文字叙事的滥觞及特点，形塑了不同文类的起源和发展。在这条发展线索中，文学起源和发展不仅记载了历史文化、体现出文人思想观念，形成鲜明的中华文学艺术风格；而且还促进和巩固了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不断融入外来文艺因素，在中华本土化的过程中推陈出新和稳健成熟。中华文明基因与中国文学起源的互动研究，既探索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多学科交叉新模式，也聚焦国际学界关于早期中国书写的争论，给出中国学界的综合答卷。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华文明基因视野下探索从物到字、从器到文的中国文学起源研究新路径，也是在守正创新，践行中国文学研究在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贡献更多维的、更丰富立体的学术力量。
（作者：谭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