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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4年05月17日 星期五

    试卷糊名的由来

    作者:刘绍义 《光明日报》( 2024年05月17日 16版)

      【探源撷趣】

      在现代考试中,为防止考试作弊,往往采取严格的试卷处理办法和阅卷办法。其中之一就是要求考生将姓名等信息写在密封线内。这对今天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常识。这可以使阅卷人在批阅时不知道考生的个人信息,防止作弊。其实,试卷密封源于我国唐代。据《隋唐嘉话》记载:“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不过武则天所创的糊名之法,只是用于吏部升迁官吏的考试,还没有成为科举考试的一项制度。到了宋代,“糊名”才正式用于科举考试,称封弥,元朝以后叫弥封,明清一直沿用此法。

      宋朝时,曾有人击登闻鼓(有冤抑或急案者可击朝堂外悬鼓,以鼓上闻,从而成立诉讼)投诉科举评阅试卷不公,后来,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之法。宋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召集朝中大臣商议后,开始在殿试中使用糊名法。从此,糊名法不但成了殿试的定例,还被逐步推行到各级常科考试中去,成了古代考试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糊名”的具体做法是将试卷卷首的考生姓名、籍贯封住,防止评卷者徇私舞弊。

      自从密封试卷实行以来,既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就拿宋代来说,拥护的人有包拯、欧阳修等,反对的人有范仲淹、苏颂等,他们各执一词,述说密封试卷的利弊。事实证明,密封试卷,是保证考试公平的一项有力措施。

      仅举三个古人诗文中记载的事例,来说明密封试卷在考试中的必要性。先拿宋代的两个事例来说,一个是沈括《梦溪笔谈》中的,另一个是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最后一个是记载在清代诗人樊增祥的叙事诗《水烟袋歌》里的。

      宋仁宗时,国子监有个学生叫郑獬,有才气但又自负,对国子监选拔考生时把他排在第五很有意见。按照惯例,考试结果公布后,被录取的学生要向国子监的主管官员写信致谢,在感谢信中,郑獬不但对自己名列第五牢骚满腹,还把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把自己比作埋没的千里马和巨鳌。国子监祭酒看后非常生气,从此衔恨在心。

      皇祐五年(1053年),郑獬通过会试后参加殿试,主考官恰恰又是那位国子监祭酒。这位主考官极力要让郑獬落榜,以报其当年的不逊之仇。当他看到一份试卷文笔极像郑獬的卷子时,立即将该考生淘汰了。但当阅卷完毕拆封以后,发现那份卷子根本不是郑獬的,而郑獬偏偏中了当年的状元。

      另一件就是苏轼意欲录取李廌而未果的事情了。我们知道,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深得苏轼的赏识。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主持省试时,认定有份卷子是李廌的试卷,就在试卷上大加赞扬,还对同为考官的黄庭坚吹嘘道:“是必吾李廌也。”并将其定为了第一名。可等拆号一看,他录取的不是李廌而是章援,李廌却名落孙山。

      最后再说一下清代诗人樊增祥在他的叙事诗《水烟袋歌》里记载的一件考试乌龙事件。同治年间的状元陆润庠与湖南李拔贡是好友,有一次,在酒桌上,陆润庠安慰落榜的李拔贡:“湖南乡试,要是我做考官,包你中举。”李拔贡请示关节(暗号),陆润庠正吸烟,就说:“把‘水烟袋’三字嵌入试帖就行。”没过多久,陆润庠果然成为湖南乡试副主考,写信给李拔贡,特意提醒:“颇忆‘水烟袋’否?”李拔贡欣喜若狂,收好信就雀跃而出。老婆见丈夫形迹可疑,苦于不识字,就把这封信带回娘家去参详。李拔贡还有两位连襟,也参加此科乡试,因此沾光受益。其中一位将“水烟袋”三字嵌入试帖最为自然,“烟水苍茫里,人才夹袋储”,得到较高的名次。李拔贡被两位连襟挤到副榜第一名的位置,空欢喜一场。

      既然试卷糊名能有效避免作弊,为什么还受到范仲淹、苏颂等人的反对呢?其实,持这种反对观点的人古今都有,他们认为,只看试卷优劣而不看平时德才,这样并不全面。但正像包拯反驳范仲淹的话: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很难核实,何况考官未必都能以公心取人,他们“或缘其雅素,或牵于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很容易做出不公的事情。所以,要想维护考试阅卷公平,试卷密封势在必行。

      (作者:刘绍义,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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