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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汇】
仓廪之粮，民生之本，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大江南北，轻风拂过水田，起伏的稻浪托起农民丰收的期待，承载着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已连续9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93公斤，国家粮食安全总体有了保障。与此同时，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将长期存在，还需进一步提升粮食产能，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如何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向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目标迈进？怎样确保农民种粮收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近日，全国政协召开“调动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的种粮积极性，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委员、相关领域专家、种粮大户代表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探讨，为确保粮食安全建言献策。
改良生产要素：提高粮食生产效率
拨开一丛丛青绿稻苗，露出底下的水面，无数虾苗在涟漪下快速穿梭。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交织出和谐共生的春田美景。
“在稻田里挖养殖沟，对虾进行育苗，以提高其成活率，确保既宜种又宜养。”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谢茹到江西产粮大县永修县、彭泽县调研，农户介绍的稻虾共生种养模式引起她的关注。
“推广稻虾种养，能否切实提高农民收益，保证粮食产量？”面对谢茹的提问，当地干部群众给她算起了经济账：“实施稻虾种养后，每亩地肥料投入从150元降到了100元，农药投入从60元降到了30元，普通一季稻每亩纯收入340元，稻虾连作综合纯收入2298元，算下来，亩均综合收益提高了数倍。只要是稻虾田，没有一分一厘土地抛荒，省市下达的粮食播面及产量任务，连年超额完成。”
“稻渔种养，基础在稻，根本是‘保粮’。”在双周协商座谈会上，谢茹建议进一步加大力度规范推广稻渔综合种养：“可引导支持各地遵循自然规律，结合水稻种植和水产养殖实际，科学合理确定优先发展品类及区域，并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等衔接，条件成熟的探索开展连片试点。推进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融合，加强减肥减药技术指导，打造绿色有机稻渔品牌。”
“聚焦粮食产业短板弱项，全链条全要素创设完善政策制度，加快构建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3月底，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张桃林随全国政协调研组赴山东省东营市、潍坊市开展专题调研，东营市推进盐碱地综合开发、潍坊市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拓宽产业链条等因地制宜增值增效的做法，令他印象深刻。
“在夯实粮食产能基础方面，要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和种植结构，继续鼓励支持在适宜区推行玉米大豆轮作和带状复合种植等科学种植模式，促进粮食生产与环境保护协同、种地与养地共赢。同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和水利设施建设，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不断提高粮食产能。”张桃林建议。
防谷贱伤农：保障种粮农民收益
清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嘉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盖永峰站在即将播种的大豆田前，眼前的沃野是他的骄傲所在，也是他的忧虑源头。
经过14年努力，合作社规模已发展到经营土地3.5万亩、入社农民115户。他们种植的2万亩大豆平均亩产达330斤，盖永峰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豆种植大户。
合作社在发展，挑战也接踵而至。“大户是大户，但这几年合作社的净利润却一直在‘缩水’。补贴在增加，亩产量在增加，但大豆的市价在下降，土地流转金连年上涨。”盖永峰坦言。
千里之外，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杭伟种植专业合作社也存在同样的烦恼。为带动乡亲致富，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蒋祥红承包了800多亩土地种植小麦和玉米，可今年每亩土地的租金从750元涨到了1000元。“种粮大户最担心的是土地流转费用高的问题。”蒋祥红犯了难。
作为种粮大户代表，盖永峰和蒋祥红被邀请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发言，来自基层一线的社情民意，引起与会人员广泛共鸣和深入思考。
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土地、人工、农资等成本上升而收益偏低，是当前影响部分地区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主要原因。与会人员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激发种粮积极性，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富、集体增收。
“解决好‘谁来种粮’问题，要按照‘谁种粮谁受益’的原则，探索建立与粮食经营规模相挂钩的阶梯递增的补贴政策，并根据种粮成本、灾害、价格等建立粮食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农垦局局长苏莉认为，要鼓励有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到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来，同时，通过订单合作、农产品初加工、仓储物流、市场营销等方式，带动分散小农户联通大市场，共享规模化收益。
“防止‘米贵伤民’，首先要避免‘谷贱伤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张合成建议，把价格作为农民挣钱预期、初次分配调节的重要因素，主动保护引导农民种粮挣钱。
“建议建立预防粮价过度下跌机制，清理抑制粮价上涨相关措施，同步实施粮价涨跌调控，完善最低收购价、目标价格等价格保护制度。同时，构建种粮成本收益指数，主动预警农资价格、粮食价格与种粮利润关系；探索发挥大型农资企业直供服务，有效降低燃料、化肥、农药、种子交易费用。推进乡村‘农资小铺’‘收粮小贩’规模化，为‘种粮小农’让出收益空间。”张合成说。
促抓粮积极性：探索横向利益补偿
按照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提供的商品粮数量、占比，我国31个省（区、市）被划为13个粮食主产区、7个主销区和11个产销平衡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粮食主产区生产粮食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7.9％。而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7个主销区粮食产量仅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3％，需要大量调入粮食来稳定供给。
承担着“端饭碗”重任的主产区，对粮食产量贡献巨大，却也面临突出现实问题——主产区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耕地、水、人力等用于粮食生产，而主产区在地方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与主销区存在明显经济差距，制约了抓粮积极性。
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提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主销区对主产区的横向利益补偿该如何补？怎样调节产销区利益平衡，以合作促双赢？
补偿机制的顶层设计是与会人员关注的重点。“建议以调动产销区两个积极性为政策设计目标，在加大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纵向转移支付基础上，建立粮汇交易制度，通过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以利益分配杠杆调动主产区粮食生产积极性。”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主席孔昌生表示。
“引导产销区持续创新合作方式，推动产业链合作全面转型。”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广东省委会主委程萍认为，市场化合作机制能够促进产销区共同发展。
“主销区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域内粮食企业到主产区投资，共建生产基地、仓储设施、加工园区和营销网络。支持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业，实现从‘卖粮’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型，从‘大粮仓’向‘大厨房’转型，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程萍说。
（本报记者 安胜蓝 俞海萍 本报通讯员 刘昱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