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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前，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唱响。从此，这部旷世经典以其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华大地、世界各地被广泛传唱。这部作品缘何能诞生于延安？又为何能够成为时代战歌而经久不衰？这些，在85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寻。
1 延安精神孕育了这部旷世之作
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唤醒了历史的古道，千年的厚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延安这片黄土地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一座散发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艺古城、新文化殿堂。
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在这里会聚和培育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创作了无数与国运、与时代、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佳作，直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些作品至今在中国文艺史上熠熠生辉。起初，在武汉推动全国抗战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感到自己“精神不愉快、呆板”。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冼星海于1935年8月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从上海到武汉三年多时间里，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推动着抗战歌咏运动。到1938年秋，他在武汉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工作已无法开展，所有的进步创作都受到国民党方面无端的限制。
冼星海开始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来。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冼星海向一些“相识”问了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启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日，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到达延安，次日他就开始执教于鲁艺音乐系。
在延安的城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冼星海被这一切吸引着。在他初来延安的几天，延安城遭受日军空袭。冼星海看到，人们虽然在慌乱中躲进防空洞，但当空袭过去，却又马上恢复了斗志，延安城又是歌声四起。相比国统区的颓废、压抑和遭迫害，延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延安遍地的歌声点燃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
2 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
冼星海曾总结《黄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
《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光未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期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光未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光未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光未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
光未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Cantata（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
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时间就完成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三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
1939年4月13日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三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
3 人民的斗争成就了时代战歌
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其中在延安就完成近百首抗战歌曲，6部大合唱，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
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
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起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
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三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
今年4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成员汇聚延安组成“五洲同声唱黄河”合唱团，再唱经典。其中，香港合唱团成员、一位80多岁的女作家了解到经典背后的故事后表示，“这些故事太感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就是对祖国的爱，我爱中国，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
（作者：刘妮，系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