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者是美国贫困问题的缩影

  【鸣镝】 

  2023年底，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布报告表示，当年1月全美无家可归者人数超过65万，是该部自2007年发布年度报告以来无家可归者最多的一次。纽约、洛杉矶、圣迭戈、旧金山等一些大城市的无家可归者明显增多，其中洛杉矶县超过7万，15年间增长了240%，纽约市的无家可归者数量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个国家有无家可归者并不奇怪，但美国作为头号发达国家却有如此之多的人流落街头，其社会问题之严重可见一斑。

  美国的这些弱势群体有长期流落街头的残疾人、精神疾病患者，也有因收入过低、失业、患病、吸毒、离异而陷入贫困、居无定所的人，还有因大城市房租上涨、疫情期间政府的“驱逐租客禁令”到期而失去固定住所的“新穷人”。无家可归者一部分被社会收容机构安置，一部分流落在城市的人行道、公园、地下通道、废弃建筑、车站等地，成为繁华城市的伤疤。

  美国无家可归者处境悲惨，不仅经常忍饥挨饿、受苦挨冻，遭受病痛折磨，没有尊严可言，而且还饱受毒品、犯罪等问题的折磨。《洛杉矶时报》在题为《洛杉矶无家可归者问题是国家耻辱》的社论中表示：“不法分子视他们为猎物，海洛因、冰毒等毒品随手可得，性侵、肢体暴力屡见不鲜，结核病、肝炎、艾滋病等传染病时时威胁着他们。”

无家可归者凸显美国社会问题

  无家可归者问题是美国贫困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缩影。美式资本主义强调“自由竞争”，但造成的贫富分化问题却非常严重。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一度导致企业大批倒闭，店铺、餐饮关门，从事服务业的低收入劳动者大规模失业。美国政府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并实行大规模赤字财政，对企业和居民进行补贴。虽然目前经济有所恢复，但持有大量资产的富人变得更加富有，底层民众的状况反而恶化。通货膨胀和整体生活成本的上升给低收入家庭带来了新挑战，加上针对疫情冲击的救济措施终止，一些家庭重新沦为困难家庭。经济复苏带动大城市房价和房租快速上涨，许多地区驱逐房客现象增加，有孩家庭和少数族裔尤其受到冲击。美国人口普查局2022年的数据显示，12.4%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人数高达4120万。

  美国长期以来是全世界毒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贫困、患病及对生活无望是导致毒品和滥用药物问题严重的重要因素，而毒品问题又使贫困问题更加复杂。在美国，一些受管制的精神药物，如大麻、可卡因类药物，以及某些处方兴奋剂、海洛因等各类毒品泛滥。2021年，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统计中心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12岁及以上的约2.8亿美国人中有3190万吸毒者，其中11.7%的人使用非法药物。2023年美国吸毒人数约占全球的12%，是其人口全球占比的3倍。在一些药企、政客和团体的游说下，一些州推行大麻合法化，年轻人甚至儿童更容易接触到毒品。部分药企为获得市场利润，兜售“阿片类药物无害论”，某些医师擅自开出药用处方，导致一些患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毒品上瘾。一旦染上毒瘾，就容易造成家庭纷争、暴力倾向、妻离子散、儿童心理伤害等问题。那些违禁服用药物的人一旦被发现，还会失去福利援助、就业机会、公共住房等，坠入深渊而难以自拔。

  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群体是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受害者，贫困率更高，在无家可归者中占比也更高。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报告显示，非洲裔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约13%，在无家可归者中占比达37%；拉丁裔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约19%，占无家可归者的33%。2023年全美终止无家可归联盟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每万人中无家可归者的比例，非洲裔超过48人，印第安人接近45人，拉丁裔超过22人，而白人不到12人。加州一些地方的拉丁裔无家可归者更为集中，洛杉矶县从2015年的约1.1万人猛增到2022年的近2.9万人，旧金山市则在2019至2022年间增长了55%。

“形象工程”解决不了系统性问题

  无家可归者问题凸显后，拜登政府出台并实施了《预防和终结无家可归者的联邦战略计划》，向问题严重的洛杉矶、西雅图、芝加哥等城市提供联邦基金，支持这些城市提供租金补贴、扩大廉价住房供应、扩大社会福利计划覆盖面，并承诺到2025年将无家可归者数量减少25%。洛杉矶县一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予以应对，将数千名无家可归者安置到永久性住房或酒店、汽车旅馆等临时性住房中，还将部分人送回老家或打发到别的地方。旧金山则以筹备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对无家可归者进行了一次“大清理”。不少流浪者的营地消失了，市容市貌得到一定改善，但是无家可归者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除了找到栖身之所外，这些人必须再次融入社会，那就需要接受就业培训、医疗服务，有的人还需要接受心理治疗、戒除毒瘾、恢复健康，政府在这方面做的显然远远不够。

  无家可归者的问题是系统性的，美国更广泛的贫困问题同样如此。从金融机构的歧视性政策到公共住房的短缺，从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毒品泛滥和药物成瘾到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每个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但美国联邦政府政策的不稳定、各州政策的差异，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在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压力面前，民主党政府着手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进行“形象工程”建设，但对其他贫困问题投入不多。同时，如果主张对大企业和富人减税、反对扩大社会福利开支的共和党上台，不少弱势群体很可能再次被抛入无人关注的角落。

  美国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62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灵顿在《另一个美国》一书中就揭示，在“富裕的美国”光环背后，还存在着一个“贫困的美国”，呼吁人们多去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穷人。自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施政方针，宣称“向贫困宣战”以来，美国政府逐渐建立起社会福利体系，但贫困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贫困不仅是经济层面问题，而且涉及深刻的社会层面问题。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积累了世界上最多的财富，很多亿万富翁都富可敌国，但在社会底层却存在数量庞大的贫困群体。经济和社会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美国如果无法让本国公民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标准，如果连自己国家的人权都处理不好，就没有资格对别国人权指手画脚。

  （作者：巴晓津，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