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乐教与孔颜真乐

  孔颜之乐是宋明以来历代儒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具有罕见的连续性特征。昔日周敦颐教程颢“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二程集》），“寻孔颜乐处”由此成为有志于成圣成贤者追求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非生而有之，而是靠后天的修身工夫实现。事实上，从《论语》的文本及其所反映的历史现实来看，孔颜之乐与好学乐教的精神有关：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学，学有所得，心中欣喜，教学相长，故可乐也。

“寻孔颜乐处”与修身工夫

  孔颜究竟所乐何事，周子只说颜子不改其乐是由于“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通书·颜子第二十三》），未曾细言；程子亦引而不发，只提示“不改其乐”的“其”字是理解颜子之乐的关键，让学者自行玩味其深意（《论语集注》卷三）。周程皆未直接回答，这为后人解读“寻孔颜乐处”留下了丰富的诠释空间。

  沿着周程开启的方向，朱熹为孔颜之乐注入了工夫论的新内涵：“颜子不改其乐，是它工夫到后自有乐处，与贫富贵贱了不相关，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寿乐亦是工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验。”（《朱子全书》第23册）所谓工夫，是一种反求诸己之学，它以自身为修习对象，通过进阶性的实践，由生疏到精熟，以期达到成为圣贤的最终目标。孔颜之乐即是工夫纯熟之后的境界，“若能持敬以穷理，则天理自明，人欲自消”（《朱子全书》第22册）。乐是循天理所至的结果，由此形成了天理的本体、持敬的工夫以及乐的境界的闭环结构。

  朱子对明代前期理学的影响是统治性的，在“孔颜之乐”的话题上也不例外。明儒曹端继承了朱子持敬的工夫论，主张“敬中求乐”：“孔、颜之乐者，仁也。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其乐耳。且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子不违仁而不改其乐。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乐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乐也。不违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乐者，守之之乐也，《语》曰‘仁者不忧’，不忧非乐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说破，欲学者自得之。”（《明儒学案》卷四十四）值得注意的是，曹端解释了周、程、朱三人之所以不正面阐发孔颜之乐，是因为乐并非关于特定对象的客观物，仁中自有乐，乐是反身而诚的一种工夫效验。

  至明中后期，程朱理学日渐僵化，“敬中求乐”的工夫论主张不再具有感召力。比如在阳明后学王艮看来，持敬的工夫显得毫无必要。因为根据王阳明“乐是心之本体”的讲法，“人心本自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乐学歌》）。“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明儒学案》）。朱熹一再强调的工夫生熟与乐的关联，就这样被王艮轻易抹去。

  综上所述，宋明诸儒“寻孔颜乐处”主要围绕修身工夫展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乐感经验的递嬗，立场上逐渐从肯定工夫转向否定工夫。这些肯定和否定层累叠加于孔颜之乐之上，以至于孔颜之乐的源初意蕴也变得晦暗不明。从源流的角度讲，《论语》关于孔颜之乐的记叙为源，宋明诸儒的诠释为流，即便是反对工夫论的王艮，也不反对孔颜之乐有学的一面。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诠释孔颜之乐，而在于返回《论语》的本源去寻孔颜乐处的好学面貌。

从孔颜之学中寻孔颜真乐

  孔子之乐出自《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颜子之乐出自《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此二章可谓后世论孔颜之乐的文本依据。

  首先，无论贫富，世人多为物质生活所忧。疏食饮水、箪食瓢饮体现出的恰恰是一种无关乎贫贱、超越物质生活的无忧境界，无忧者自得其乐。历史地看，佛学从众生皆苦出发，强调以苦为乐，寻求出世之解脱，立足于个体层面直指人心。宋明理学在个体层面应对佛学的挑战，以乐化苦，不是主动出击的结果，而是佛学的理论性质使然。这是孔颜之乐在宋以后趋向于个人体悟的历史情由，但并非孔颜之乐的源初经验的本意使然。

  其次，从源初经验来看，孔子以“贤哉回也”开头，又以“贤哉回也”结尾，将颜子之乐夹在中间，暗示颜子之乐不只是自家事体，而是值得推崇、称赞和效仿的。孔子弟子三千，人称贤者不乏其人——子张、子夏尤其是子贡，然孔子独称颜子为贤，为何？因为颜回之贤，不在乐贫，而在贫而乐，归根结底在于好学。理解颜子之乐，须从“颜回好学”章入手，彰显求学的乐趣。

  最后，何谓好学？学何趣之有？就颜回个人而言，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并非不怒，怒于甲者，不移于乙；不贰过并非不犯错，警惕屡教不改而已。为己之学，反求诸己，人不知而不愠，是谓好学。就君子本身而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其中，“就有道而正焉”为五条里最要紧处。刘宝楠训“正”为“问其是非”。换言之，评价一个人是否好学，关键在于看他能否向有道者正确地发问。正确的发问，一要切题，二要切己。在《论语》中，颜回一共向孔子提过两次问，一次问仁，一次问为邦。这两章看似与孔颜之乐关系不大，实则揭示出颜回之学，其实质在于学仁和学礼乐。仁和礼乐，才是孔颜之乐的源初意蕴之所在。

孔颜授受与孔颜之乐

  钱穆曾指出，从箪食瓢饮、曲肱陋巷、曾点之志处寻觅，恐终不得孔颜真乐何在，“颜渊问仁”章的孔颜授受才是孔颜之乐的真正切要（《论语新解》）。此论眼光独到，我们甚至可以在钱论基础上再补充一点：综合“颜渊问仁”“颜渊问为邦”二章才是完整理解孔颜之乐的真正切要。

  《论语》言“仁”者58章，“仁”字凡105见。孔子论仁，多因材施教，会根据提问者的性情、志向、程度随处指点。“颜渊问仁”章是孔子少有的关于仁的正面回答。颜渊以好学著称，闻一知十，提问能切中要害。问难愈多，夫子的回答则愈显精微；回答精微，则仁道的传得者愈众。颜渊问仁，在得到夫子“克己复礼”的回答后，又立刻“请问其目”，然后才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四勿之教，可谓学生善学，老师善教，由此生发出孔颜授受、师生相印的乐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乐（《孟子·尽心上》），莫过如此。

  从主题上看，该章阐述的仁礼关系既是关键处，也是争议处。关于“克己”为本还是“复礼”为本，历来争讼纷纭。此立场的选择还牵涉对下一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的解释。不过对于理解仁礼与乐的关系而言，这些争议反倒是次要的。因为，无论是“以仁释礼”抑或“以礼成仁”，无不是针对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现状而发。礼崩乐坏的快乐，表现为视非礼之舞，听非礼之声，言非礼之时，动非礼之辂，要么源于放纵欲望，要么来自破坏规则，唯有在这样的现实处境中，方显疏食饮水、箪食瓢饮的快乐有多么难能可贵。

  如果说“颜渊问仁”章体现了孔颜授受的内圣之学，那么“颜渊问为邦”章则对应孔颜授受的外王之学。颜渊以治国理政问之，孔子以礼乐答之。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虞夏殷周之礼也；郑声，俗乐也。礼有文质之分，乐有淫正之别，当因袭损益，以通古今之变。损益、通变须有一尺度，仁即为礼乐的尺度。当一个人以仁心行时、乘辂、服冕、乐舞，不违仁、不越礼，从心所欲不逾矩，不亦乐乎？

  由此可见，乐作为《论语》的重要内容，除了表示喜怒哀乐（lè）的内在情感外，还包括制礼作乐（yuè）的外在规范，不可脱离礼乐的语境空谈喜乐。整部《论语》，可以看作由礼乐及仁的过程，而仁的外发状态即表现为乐（lè）。《乐记》曰：“乐（yuè）者，乐（lè）也。”面对礼崩乐坏、众生皆苦的生活现实，孔颜师徒没有选择在现实的困顿面前放纵欲望，也不像佛老之徒在伦常日用之外追求别的乐处，而是力行仁道以充实礼乐，在忧患中实现人生乐境。从这个角度看，孔颜之乐确实与孔颜授受的好学乐教有内在联系，而且真正将“名教中自有乐地”落到了实处。

  （作者：王江涛，系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