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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史研究，比较重视档案、书信、日记和手稿等原始材料，照片弥足珍贵。然而，由于照片零散、稀少，往往只能作为辅助材料使用。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科教机构保留的图像材料更是极少。李约瑟作为战时奉命来华的外交人员，在1943—1946年间使用当时在中国颇为稀有的相机，拍摄了流落在中国乡村的文化遗迹和科教星火，这批照片总计1400多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临照先生曾经说，李约瑟的《科学前哨》和《中国科学》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整体面貌的有力记录。两本书都选用了大量实地照片，其中《科学前哨》使用了60张，《中国科学》使用了95张，然而这也只是冰山一角。
随着剑桥大学图书馆与李约瑟研究所合作的开展，李约瑟拍摄的原始照片经过数字化处理，成为国内外研究抗战时期科学教育史的宝藏。许多关于人物和机构史研究的论文或著作，都使用过当年李约瑟拍摄的照片。如笔者在研究胡乾善（曾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馆学术顾问）、余瑞璜、江仁寿等科学家的战时工作时，就找到了李约瑟拍摄的与其相关的照片，成为补充其学术生涯的重要线索；又如笔者在研究李约瑟与英国援华会成员交往时，看到成员罗忠恕（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在李约瑟的镜头下神采奕奕。这些珍贵的照片，不仅使其家人感怀，更引起了武汉大学校史馆等研究机构的注意。这批照片如今终于完整出版，系统反映了抗战时期我国科教机构和科学教育工作者的状况，也实现了李约瑟“出一本战时中国科学技术影集”的夙愿。
由于原始照片中有不少重复，部分胶卷也有损坏，本书选取了900余张照片。除了一些友人赠送的照片，如吴蕴初赠送的23张天原电化厂照片，林伯渠赠送的12张延安大学照片等，其余大部分均由李约瑟拍摄，这也是李约瑟本人很少出现在照片中的原因。这些照片内容丰富、不拘一格，排布成变化灵动的版式，配以文字叙述，给读者良好的视觉冲击和阅读体验。
跟随李约瑟的镜头，我们得以穿越到80年前，以李约瑟作为“科学和文化合作使团负责人”的视角考察中国战时的科学，包括科研机构、医疗系统、工业企业等近300个机构。其中，既有大学课堂中专注实验的学生，也有滇缅公路旁学者居住的茅屋。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作场景中的科学家，他们无不显示出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如显微镜旁的钟盛标、注视盐井的张季熙、记录天文数据的邹仪新、主持中国科学社会议的竺可桢等。更多的是科学家站在工作场所前，不少科学家具有留学经历，而背后却是古旧的庙宇，简陋的茅屋，这种反差让读者对那个时代的科学境遇有了直观的认识。照片中还有大量的建筑和风景照片，李约瑟喜欢参观各种庙宇，一方面缘于许多科教机构暂时坐落于此，一方面有助于思考中华文明的思想源头，同时，他也有意突出传统与现代的对比和联系。书中还有不少景物和普通民众的照片，这些历史研究者往往忽略的内容，排版时却常常占用整个跨页，河山风貌尽入眼帘。旅行者总能以出人意料的角度，展示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也让这本书充满了历史的温度。
这本书的叙事，也不同于以前过于偏重李约瑟的古代科技研究，而是将重点放在战时现代科技本身，也即这些照片反映的主要内容。李约瑟的外交人员身份恰好适合完成这一任务。正如作者所说，如果今天我们派遣一名科技史家回到战时，收集的资料不一定比李约瑟更为完善。应当说，面临浩如烟海的科技史资料，李约瑟是核心人物，这种写作路径是对先前传记结构的简化。
运用从点到线的视角，作者指出，李约瑟历次旅行的时机和意图显然都经过周密的设计，既有空间上的差异，又有时机上的选择。来华之初，李约瑟关注科教中心城市、西南和西北国际通道，以及工矿企业等资源；抗战进入最后阶段，李约瑟密切注视东南战局和西南反攻，因此重点放在交通设施、兵工厂和医疗机构等方面；而到抗战结束，李约瑟又到北方以及东部城市，无疑在思考中国科学的未来发展。几条路线如同一张大网，勾勒出李约瑟的科学观，即科学不仅在于教育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和实验室，而且包括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战时科学的动员与贡献、国际援助与合作的通道机制等，这大大拓宽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科学概念。
作者刘晓和莫弗特精诚合作十余年，对近千张照片信息进行解读，包括人物、建筑、机构的辨认、李约瑟考察路线报告的分析等，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下写成此书，全景展现了战时科学的方方面面，搭建了明晰的框架结构，必将推动中国现代科学史的研究。
该书首次完整再现李约瑟战时的所闻所见，展现了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们在极为艰难的情境下依然奋发有为、弦歌不辍的精神风貌，为我们理解李约瑟思想变化的关键节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尹晓冬，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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