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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要商业现象之一，其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徽州而遍及全国许多省份，其活动的内容也不限于商业，而影响到文化、教育、世风。徽商研究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开创，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无不和资料积累紧密相关。近年来，徽商研究不断涌现新的成果。安徽师范大学王世华教授积十年之功，编纂的全十册计1100余万字的《六百年徽商资料集成（1368—1956）》（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简称《资料集成》），堪称近年来徽商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重大成果。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从资料中“发现”徽商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汇报》1946年第2期），是徽商研究的第一篇专题论文。他后来回忆说：“解放之前，我为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迟滞问题，曾从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为着正史食货志多偏重于国家财政赋税方面的记载，而对于私的经济——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则记载极少。为开展研究，我先从搜集史料着手，进行地区性的探讨。”（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再版说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在“进行地区性的探讨”时，他接触到一些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和方志，“发现有关徽商的记载甚多”，于是写成了该文。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书中所征引的徽州乡土文献只有7种。
与此同时，日本学者藤井宏在研究中国明代盐商时，也发现了徽商的资料线索，写成长达七万字的《新安商人的研究》。该文后经傅衣凌、黄焕宗合译介绍到国内，连载在1958年的《安徽历史学报》和1959年的《安徽史学通讯》上。藤井宏在《〈新安商人的研究〉中译文序言》中写道：“1940年，我曾在东京尊经阁文库读书，因另有目的，浏览万历《歙志》，对其中构成新安商人核心的歙商活动状况记载之详明，史料之多，大为惊讶，自是，我遂开始对有关新安商人的研究……拙著《新安商人的研究》就是根据《太函集》所提供的大量珍贵史料作为本书的骨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通读全文，其中引用徽州其他乡土文献的资料仍不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料搜集整理促进了徽商研究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海内外的学术交流渐趋频繁，而《新安商人的研究》仍是“有关徽商研究中最为系统的著作”（傅衣凌：《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序言》，黄山书社1988年版）。安徽师范大学的张海鹏有感于“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不能甘心徽商在中国，徽商研究在国外的现实”，于1983年组建团队，“决心发奋研究徽商”。这一团队的徽商研究“是从搜集资料做起的”。他们利用教学之余，到有关图书馆、博物馆、科研单位以及徽州各地，访求珍藏，广搜博采，从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中，进行爬梳剔取，初步摘录近四十万言，编辑成册，定名为《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其中征引的明清文献共有229种，徽州乡土文献就达119种。这部资料选编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为编者们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资料搜集的同时，该团队也开展了徽商的专题研究，于1995年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近55万字的《徽商研究》专著。作者在《徽商研究·前言》中写道：“我们的研究工作首先是从搜集资料做起的……这部《徽商研究》便是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学者评价其为“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国内传统商人研究篇幅最为宏大之作”（范金民：《老树春深更著花》，《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徽商研究》的出版及同时期众多成果，改变了“徽商在中国，徽商研究在国外”的历史。
《资料集成》的出版必将推动徽商研究进入新的境界
此次推出的《资料集成》共十册：明代1册、清代5册、民国3册、新中国成立后1册，每个时代均按资料类别和时间顺序进行编排，是迄今部头最大、字数最多、征引文献最广的徽商资料汇编。这部《资料集成》具有如下特色：
一是时间跨度长。《资料集成》汇辑了自明初至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的徽商资料，时间跨度六百年，从中可以看到徽商兴起、发展、繁荣、衰落和退出历史舞台的全过程。前人对徽商资料的整理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而集成的编者则将时段延展到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近代的报纸、杂志、日记中涉及的徽商资料，以及徽商企业在公私合营中的资料都是第一次集中整理面世，反映出编者“长时段”的历史思考。
二是资料极其丰富。编者“翻阅了近500部徽州家谱，近百部地方志、专志，几万份文书，上百部文集以及大量的史籍、文集、档案、报刊、碑刻、书信、回忆资料等，总字数不下数千万字，披沙拣金”，“其中有大量第一次面世的资料”（该书《前言》）。例如，明代《复初集》很少有人利用，编者从中发现了近8万字的徽商资料；收录资料的深度和广度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相比又有了极大提升，“是目前为止，收集徽商资料最为丰富全面的资料集成”。可见编者下了极其艰辛的功夫。
三是保持信息完整。“绝大部分资料都是整篇移录，唯文学作品中的徽商资料由于情节文字较多，在不妨害原意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删节”（该书《凡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编者认识到“40年前，我们在编选《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时，由于没有经验，很多资料我们当时没有全录，如家谱中的传记、墓志铭往往是掐头去尾，只保留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而把传主的世系传承、子孙姓名给忽略了，从而给后来的研究带来了很多麻烦。因此这次编选时，我们一概保留全貌”（该书《前言》）。由于完整收录，能够全面反映一些家族世代经商、不断发展的样貌，以及家族内部的传承关系和徽商后代的职业设计等，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徽商的认识。
四是方便研究使用。正如编者所说：“一种是出影印本，这样做比较简单，但研究者使用不便；另一种是把所有资料整理成简体字，这要增加太多的工作量……经过再三权衡，我们决定采用后者。宁可‘自找麻烦’，也要方便研究者使用。”（该书《前言》）其中收录的文献资料绝大多数都是明清和近代未经整理标点的刻本资料，大量的文书资料更是多为时人的手写体，不规范的字、生僻字、生造字很难辨认。编者花费大量时间，经过认真辨认、识别并请教行家，进行了录入、整理并标点，大大便利了学者的使用。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道：“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历史学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页）。我们相信，随着《资料集成》的出版，必将推动徽商研究进入新的境界。
（作者：李琳琦，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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