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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传世文本和出土文献的考察，大家对周人先祖活动的“豳”地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认识到周人在“豳”地的活动时期是其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
由于在考古领域一直未能找到“豳”地所在的直接证据，所以我们尝试在泾河流域重点区域的考古过程中，从以下几个层面间接开展分析研究，以继续寻“豳”。
聚落演进：考古学揭示区域聚落的宏观特征与微观形态
我们尝试从聚落的特征来探寻。自2000年开始，持续的考古调查工作，基本上把泾河流域重点区域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文化发展序列搞清楚了。同时我们对整个泾河流域先秦时期聚落演变也做了一些分析，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以及古代聚落的分布特点，结合以往资料，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
对区域聚落形态的考察结果，也能够在文献资料中寻找到相关印证。《诗经·大雅·绵》有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说的是周人在古公亶父之前主要以地穴或窑洞作为房屋形式，是没有大型宫殿建筑的。泾河流域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在古公亶父时期或更早阶段，泾河中游或更大的区域并未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周人先祖当时的房屋居住形式可分为三种，即窑洞式、以夯土为墙的地面式以及半地穴式。
我们还发现，这一区域的居民广泛使用窖穴储藏物品（诸如粮食、蔬菜以及其他生活物资）。这与《诗经·豳风·七月》记载的“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相符。考古人员曾在很多春秋时期都城中发现过凌阴遗址，比如在秦雍城发现过凌阴遗址，具体做法是先挖一个深坑并用砖砌好，冬季时将河冰裁块放入并封好，冰块可以在凌阴中储存到夏天，以供贵族消暑降温之用。泾河中游所见商代深穴式储物坑并不一定是专门用来储冰的，更多是用来储藏蔬菜或粮食等物品的。
我们还对这一区域商周时期的生业结构进行了探索。通过对出土农作物遗存的分析，发现粟（小米）应该是当时区域内人群最常食用的作物，而大麦小麦出土数量稀少。这与文献中记载的周人先祖善于农耕大致对应。对区域人群的来源问题，也做了一些相关样品的锶同位素分析，结论是当地一部分人是外来的，这说明该区域在当时存在人群交流现象。当地一些动物如黄牛、老虎等，应该是从外地获取而来。《诗经·大雅·公刘》说“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迺理”，《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说的是周人早期渡过渭河，往南走到秦岭，有人推测“取厉取锻”就是从秦岭中获取一些金属矿石。可以看出，周人当时会从很远的地方去获取动植物等重要物资，以补充生活、生产所需。
对区域内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分析。从家养动物来看，牛羊猪数量较大。野生动物方面，发现了鹿、狍子、虎等，这说明当时人们除家养动物以外，还要从野外捕获猎物。这同《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刘担任首领的时期“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的描述也能够对应，周人当时饲养了多种类动物用于生活。从考古资料来看，周人先祖活动时期，这一区域气温适宜，森林沟壑中的水资源比较丰沛，适宜饲养动物。
从典型聚落比较来看，聚落存在等级差异。2016年我们发掘的枣林河滩遗址，其年代为商代晚期，聚落面积较小，约8万平方米，它的临近区域还有三个遗址，面积都比较小。区域内沿着三水河两岸密集分布了很多商周时期聚落，一方面说明当时在该地域生活的人口还是比较多的；另一方面揭示了该区域尚未形成大规模高等级的聚落形态。1943年石璋如发现西头遗址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都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判断遗址面积是15万平方米。通过我们近几年的系统调查和发掘，最终确定西头遗址的范围达到300万平方米，而且西头遗址存在新石器时代、商周、汉唐等不同时期的遗存，其中商周时期遗存达到了200万平方米，年代从商代晚期可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可构建区域内比较完整的发展序列。我们在西头遗址陆续发现了城址、高等级墓葬等，从聚落面积及聚落结构都可以揭示区域内社会发生了重要变革，进一步显示了区域社会演进的复杂性，对我们探寻周人起源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技术革新：传统继承与融合创新
除了对聚落特征分析之外，我们还从技术方面进行考察，来揭示区域内的生产、生活技术的独特之处。
首先是储藏技术。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居民家用储藏粮食蔬菜的窖穴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专门储藏粮食的遗迹。西头遗址H154是一个非常规则的长方形坑，长4.8米、宽2.7米，深大约6米多。在坑中发现了已经炭化的粮食遗存，底层地面有秸秆铺就的隔层，坑壁有铺设木板的痕迹，推测铺设秸秆、木板等做法是为了地下防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方坑粮仓的构造，跟陕西、河南等地发现的汉唐时期官仓结构非常类似。综上，我们推断此坑是西周初年非常重要的一处粮仓，这就是3000年前周人的智慧，此后过了一千多年，这种大型窖穴式储粮方法大面积推广开来。
其次是制陶技术。一般认为周人和商人在制陶领域不存在很大区别。但是在2017年对陕西旬邑孙家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周人陶窑的独特之处。关中地区发现的商人陶窑，往往采取横穴式，底层打一个横穴堆放燃料，横穴上面设置窑室，把大小陶器都放在窑箅上烧制。而周人陶窑在此基础上做了技术改良，把原来的横洞扩大为下窑室，在横穴一端往下再挖一竖向深坑，把燃料堆放到这个深坑中，下窑室被用来烧制大型陶器，而窑箅以上空间的窑室则烧制小型陶器。周人通过竖穴火膛、分层烧制大小陶器，提高了空间利用效率，增加了陶器的产量，也节约了燃料。我认为这是周人在制陶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进步。不过，这并非周人在这个时期的独特发明，这种陶窑烧制技术的进步与关中地区史前时代6000年以来的陶器生产传统有关系。在考察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生产生活情况时，关中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窑结构就已经具备了周人这种深穴火膛的雏形。从考古发现来看，制陶技术在西周时代实现了融合发展，既吸收了商人的技术，又有周人的技术，同时还出现了新的发明，诸如在窑室后端设置烟囱等。
再次是占卜技术。对于周人来说，占卜是丰富其精神世界的重要活动。比起赫赫有名的商人占卜所产生的甲骨文，周人占卜所留下的甲骨文数量是远远不及的，但周人的甲骨文也有自己的特点。在周原遗址等地发现的推测属于商末至周初的周人甲骨文，甲骨上刻字非常小，甚至小到肉眼几乎看不见、必须使用放大镜的程度，足见当时周人刻字技术之高超。我们还考察了商周时期关中地区占卜用甲骨的钻凿方式，应该说这是关中地区当时融合各方面技术的结果，自夏代开始至商代，这里学习并吸收中原地区钻凿技术，到商末周初又吸收了南方地区、长江流域的一些技术特点，最终丰富了钻凿技术的技法和内容，体现出自身技术的先进性。
这里我要专门介绍一个案例——头骨钻孔技术：在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商代晚期墓葬中，发掘出一具骸骨。从墓葬来看，此人并不富裕，推测是平民。这具骸骨的头骨上有一个人工凿出的圆孔。我们通过观察发现，此人在死亡之前头部被钻孔，且圆孔的边缘比较平滑，说明在钻孔之后此人又活了一段时间，穿孔的创伤已经愈合，之后因别的原因而死亡。这类案例虽然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且有年代更早的，但是已经能够说明先周时期医疗技术的先进性。
动因探索：关中北缘地带晚商时期的社会演进
我们已经介绍了关中地区考古发现的复杂性，包括当地区域文化的复杂性，人群来源的复杂性等。现在来尝试分析一下这种复杂性的成因。
从考古发现来看，以子午岭为界，关中西边和东边在先周时期的文化存在明显差异。子午岭以西直到黄河，即渭南、铜川一带，目前发现的商代晚期遗存非常少。而以泾河流域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文化格局已经基本搞清楚了，不过还有大量细节有待厘清。
西部地区先周时期遗存表现出的文化复杂性，我认为跟当时晋陕高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南下有关系。近年来在晋陕高原发现了一些晚商方国的高等级墓葬。
在内蒙古中南部发现有一个商代早期文化——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器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蛇纹鬲，所谓“蛇纹”就是陶器表面贴一个曲折的像蛇一样的泥条。而有这样蛇纹的器物，我们在关中地区的遗存中有很多发现，说明关中地区在商代晚期偏早阶段受到了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地区影响。从地理分布上看，朱开沟遗址在内蒙古中南部，陕西淳化黑豆嘴遗址在泾河中游，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则在关中腹地，而这几个地区出土的器物存在形制的相似性，除了蛇纹鬲之外，还有铜泡、管銎战斧等，都显示出形制的相近特征，因而让我们能够在地图上标示出一条由北向南的文化传播路线。
与此同时，考古发现也揭示出来自西北方向的文化因素。比如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出的石锤斧，最早它是从新疆、甘肃、宁夏一路传播到泾河中游，再进入关中腹地。
通过以上诸多因素的考察，我们能够推断，周人先祖时期存在着来自北部、西北以及关中地区的多种文化，它们与本地文化在泾河中游交融发展。从时间上来说，朱开沟文化因素的南下年代主要集中在殷墟一期、二期（大致包括商王盘庚、小辛、小乙时期至武丁、祖庚、祖甲时期），殷墟三期（大致为商王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以后，特别是商末周初时期，关中北缘地带成为南北文化与人群交互的重心。
是什么原因导致北方地区文化因素南下呢？根据商代甲骨文记录，商王武丁经常与来自北方的鬼方等发生战争，这可能是导致北方地区人群南下至关中地区的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与当时的气温变化有关。大约在殷墟二期前后，曾发生过降温事件，气温降低导致北方地区人群南迁，其对商朝都城都产生了影响。
考古发现为我们推测商末周初的周人活动轨迹提供了依据：从出土的周式陶鬲来看，周人曾经从泾河流域迁到周原，在商末周初时期，这类陶鬲又回到了泾河流域。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周人的势力不断壮大，甚至继续扩展到陕北、山西等区域。而延安甘泉阎家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商末时期铜器，其中有鼎有簋，这些铜礼器与盛放食物有关，与商文化礼器重酒的特征不同，更多体现了周人礼器重食的传统。这也从侧面说明，商末周人的礼器制度已经形成并影响到了关中北缘以外的延安南部地区。阎家沟墓葬同时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兵器以及金箔片等，这些器物具有明显的北方地区文化因素。所以我们认为，阎家沟墓葬显示的是商代末期周人势力与来自北方的族群在关中北缘一带交融对峙的态势。
小 结
随着我们在泾河中游地区考古工作的逐渐深入，可以对商代晚期这一区域的文化演进和人群发展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在殷墟一、二期之时，由于环境变迁等原因，北方地区人群南下与商人发生战争，加速了北方人群向关中地区迁徙的进程。正是这个冲击，促使分布在“豳”地的人群流动频繁。而随着商代末期商人势力不断向西挺进，晋陕高原的鬼方势力逐渐消退，鬼方的人群也逐渐从晋陕高原南下进入关中，并在关中与势力扩展至此的周人发生对峙。这与文献记载的商朝末期周文王之父王季“伐西落鬼戎”之事大致可以对应。根据文献记载，王季除了在关中以北与西落鬼戎作战，还在山西等地与其他戎人交战，这也反映了周人势力在当时的不断壮大。而这种情况最终引起了商王朝的警惕，王季被商王所杀。
通过对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的综合考察，并从宏观微观角度、从环境变迁以及文化融合等方面来分析，我们目前的结论是：“豳”地的大致位置应在关中泾河中游区域，这里就是周人先祖生活了大约400余年的地方。这一结论也与很多学者的观点相同。但是“豳”地具体在哪里，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因为泾河中游区域面积太大，要想获得确切答案，可能还需要做很多年的工作。结合陕西旬邑西头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我们进一步的推断是，“豳”地可能在现今陕西旬邑彬州一带，这也是我们未来探索的一个方向。
在探寻“豳”地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周人先祖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文化“混合性”特征。通过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豳”地先周时期的人群多以小聚落的形态存在。考古发掘显示，区域内尚未形成一个大的聚落群，而是以小村落大量存在的方式分布在“豳”地内，且这一区域内的人群来源复杂，呈现“小群居大杂居”的特点。由于“豳”地居民跟外来人群交往较多，包括北方地区、西北地区以及南部的关中地区等，因此这里的文化融合进程很快，最终形成了“豳”地物质文化的先进性，同时也具有较好的包容性。
通过探寻“豳”地，我们也逐渐揭示出周人先祖的人群特征。通过考察泾河中游区域各遗址的动植物等遗存，我们得以判断当时周人先祖以农业生产为主，由于区域内多沟壑的地形环境，决定了周人先祖的主要生产方式不同于同时期大平原先民，周人先祖更倾向于精耕细作，以充分利用被沟壑隔离的有限土地，这也形成了周人务实勤劳的性格。而在“豳”地与来自北方、西方的早期游牧人群的频繁接触，塑造了周人先祖开放包容的族群性格，也奠定了西周国家统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