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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读音作bīn，是一处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地方，同时又是长期以来踪迹难寻的地方。从字形上看，“豳”字由两部分组成——外边是一座“山”，“山”里面有两头猪（豕）——其字面表达的意思是野猪在山里跑。因此有学者认为“豳”这个地方原来可能植被非常茂密、有野生动物出没。本次讲座旨在通过介绍考古工作者在各个层面的努力，向大家展示我们是如何寻“豳”的。
当然，本次讲座即便到最后可能也无法告诉大家“豳”的具体位置。但是，我想通过介绍考古工作者的寻“豳”历程，给大家提供某种新的思考方式和视角，即我们应该如何去寻觅这样的古代区域，特别是如何通过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去开展相应的考古研究。
1943年，考古学家石璋如前往甘肃，途中遭遇大雪，只能返回陕西，随即他在陕西的一些重要地点开展了考古调查工作，后发表文章《关中考古调查报告》。石璋如先生的考古调查地点，包括今天的旬邑、彬州等泾河中游地区，以及西安等渭河中游地区，还有岐山、扶风等地。石璋如之所以选择这些地区作为寻找古代遗址的调查地点，正是因为这些地区在历史文献中是周人都城所在或者是周人早期集中活动的地方。后世观之，石璋如先生当时的工作十分重要，从1943年至今80余年里，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石璋如先生曾经考察过的上述地点，诸如宝鸡的扶风县、岐山县一带发现了遗址，称之为周原遗址，即周人曾经的都城所在地，同时也是周人先祖活动之地；在西安附近发现的丰镐遗址，是周王朝都城所在地，一般称它为宗周；而在泾河中游地区发现的周人遗迹，我们推测很可能与文献中的“豳”地有关，周人先祖曾在“豳”地生活了大约400余年。
历史叙事：传世文本与出土文献的考察
“豳”地何在？首先需要结合历史文献进行寻找。这里的历史文献包括传世文献以及考古出土文献两部分。
关于“豳”字，《诗经》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豳风》提及此地，《诗经·大雅》里还有一篇《公刘》也提到了“豳”，《公刘》写道：“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公刘是周人先祖中的一位首领，“豳居允荒”说的是豳地是一片很大的平塬，公刘当时在“豳”地活动。之后又提到“笃公刘，于豳斯馆”，即公刘在“豳”地开始建设房屋并居住。《公刘》中还提到了“京师之野”，推测指的正是“豳”地。不过“豳”地具体在哪里，《诗经》里并未述说，我们只能通过《诗经》，确定“豳”等地名跟周人先祖公刘有关系。
关于公刘，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在发展过程中有几位重要的首领。其中一位首领叫作后稷，大约活动于夏朝。后稷是周人文献中记载的最早先祖，文献中的他是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物，是其母姜嫄踩巨人脚印而生。后稷长大后擅长农耕，为夏后氏所重用。后稷带领周人活动于“邰”地，根据后世考证，所谓“邰”地基本可以确定是陕西武功、杨凌一带的漆水河流域。后稷死后，其子不窋继位。在商代夏之际，不窋放弃了自己在夏朝担任的官位，跑去戎狄之间生活。这个“戎狄之间”究竟是何处，目前还不清楚。不窋的后代就是公刘，仍生活于戎狄之间。史料记载“公刘虽在戎狄间，复修后稷之业”，公刘也善于农业，他带领周人务耕种并饲养家畜等，周人从此开始兴旺。公刘死后，他的儿子庆节把国都定于“豳”地，我们推测周人在此地开始建城。此后又历经数代，古公亶父成为周人首领，这是周人先祖中又一位重要人物，他继承了公刘的事业，不过这一时期来自西北方向的戎狄经常侵扰周人，古公亶父被迫率领周人离开“豳”地迁往“岐下”，也就是今天宝鸡的扶风、岐山一带，即“周原”。古公亶父死后其子季历继位，再往后继位的就是周文王，后世我们较为熟悉的周人故事由此开始。
从史料来看，虽然周人在“豳”地活动时间较长，但是先秦文献中记载并不多，而汉代文献记载“豳”地内容相对较多。东汉班固的《汉书》中就提到了“豳”，在右扶风栒邑下自注言：“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这里提到了公刘在“豳”地建国。东汉郑玄《诗·豳谱》笺：“豳者，后稷之曾孙曰公刘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属右扶风栒邑。”郑玄认为公刘是后稷曾孙，现在结合资料来分析，郑玄的这个认识可能有误，公刘和后稷实际间隔时间很长。
汉代还有一个与“豳”相关的文献。班固之父班彪曾作《北征赋》，记录自己从长安一路向北的经过，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这段赋记录了班彪从长安出发往北走，路过“豳”地，并且他在旅程中还看到了公刘在当地的一些遗迹。
到了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记载：“扶风郇邑豳乡，公刘所封。”唐代《元和郡县国志》对此考证得非常详细，说豳城在当时的三水县西三十里、彬县东北三十九里。在清代，由于金石学的发达，很多学者去当地考据“豳”地遗迹，其考据程度具体到了哪个地方是公刘墓，甚至还立石碑为证，现在来看，这些考据内容是有待商榷的。
对于“豳”地所在，还有一些不同意见。比如一些学者认为“豳”应在甘肃庆阳宁县、正宁县一带。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周初地理考》等书中还提出另一种观点，推测“豳”实为“邠”，邠即山西汾城，他认为周人起初活动于汾河流域，后迁移至陕西。现在来看，此说更多从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角度出发，从考古资料来看此说目前尚缺乏有力证据。在考古学领域，也有对“豳”地的不同看法。商周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曾认为周人先祖自山西迁徙而来，不过此观点受当时考古发现的局限，随着后来考古资料的增多，此说的证据已显不足。从目前掌握的考古及文献资料综合来看，“豳”地大约是在陕西和甘肃一带的泾河中游地区。
关于“豳”地，除了相关历史文献及分析之外，还有一些考古出土的文献资料。
在西安市长安区出土的“多友鼎”属西周晚期，其铭文非常多，记录了西周晚期周王室与来自西北方向的猃狁发生的一场战争，其中出现了多个值得注意的地名，包括“京师”“筍”等。多友鼎铭文对这场战争记录得十分详细，包括西周军队当天行军至何处，第二天在何处与猃狁遭遇等等。通过考察交战双方的行军路线、时间以及交战地点，理论上是可以推测出这些地名距离西周“京师”距离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在《西周的灭亡》一书中对多友鼎铭文记录的战争细节进行了考据。根据他的复原，当时猃狁的进军路线，大致是从宁夏固原顺泾河而下到达甘肃平凉，然后顺泾河进入陕西彬县，随后向东折往泾河中游，辗转进入关中平原，最后抵达丰镐。依据这场战争的地名记录进行分析，有学者推测这场战争爆发地点附近的周人“京师”，很可能指的就是“豳”地。
此外，陕西乾县出土的西周中期青铜壶，其铭文作“豳王作旅”。西周时期能称王的一般就是周王，其他异姓或其他人能称王的很少，大约只有两三个。在泾河流域出土文献中，我们发现的考古资料中除了出现过“豳王”，还有“乖王”。“豳王”的出现，说明在周代这个地方的族群地位十分重要。
陕西扶风法门镇任家村出土过一批窖藏，其中一件器物叫作克镈，镈钟是编钟之一种，上面的铭文记载：“王亲令克遹泾东至于京师”，这是说王令克渡过泾河抵达泾河以东再到“京师”。这侧面说明周人的“京师”位置应该在泾河以东。这与李峰教授考察的多友鼎铭文地点所在方位大致相同。
通过考古出土的文献，我们获得了一些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支离破碎，且并未出现直接证据能指示“豳”在何地。我们认为，“豳”地在周人活动时期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地理区域，而不仅仅是一处遗址。
文化溯源：周与先周遗存的考古探索历程
除了考察文献和文字资料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即通过考古学去探索周人先祖时期的文化变迁与人群迁徙，从中寻找“豳”地的线索。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开始探索周文化的起源，牵头的是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后来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陕西主持发掘了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地，获得不少有价值的发现。1943年，石璋如先生在当时的陕西长安、武功、旬邑、彬县、扶风、岐山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周的起源探索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工作主要在陕西西安一带展开，因为这里曾经是西周建立的都城，考古工作者把这里作为研究的基础，由此开展相关的追溯工作。20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在泾河流域、周原遗址进行发掘工作，也发现了很多重要的遗址，开展了非常多的研究。这一阶段主要的研究成果就是邹衡先生提出的“先周文化”探索。
“先周文化”的概念包含一个长时段的发展过程，从最初周人的姬周文化发展到姜姓和姬姓融合的文化，再发展到西周文化。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认为，最初的周人可能主要由比较单纯的姬姓构成，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姬姓不断地融合姜姓，这个“姜”和“羌”其实是相通的，姬姓与姜姓的融合实际就是周人跟来自西北方向的古人所谓“戎狄”等人群的不断融合。我认为，周人的发展历程，与后来秦人的发展历程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是和周边的、来自西北以及北方的其他人群不断融合，并在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新的东西，最终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从历史上的周人活动来看，周人能够容纳很多不同的人群，周人本来是西边的一个小邦，而它在灭商的过程中面对的商被称为大邑商，商人的力量是很强的，最终周能够灭商，原因之一就是周人成功联合了当时的很多其他部落族群。而周人经过不断融合也最终形成了周文化。
考古学上所说的先周文化，是指武王灭商之前周人所创造的文化。具体的时间点，就是断代工程确定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事件之前。目前考古学界集中研究的先周时期主要是商代晚期，大约是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关于周人先祖的研究一度成为热点，全国范围内有很多著名学者参与其中，相关研究由此被推上了一个非常高的学术水平。到了200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沉寂下来。这是因为，通过在周人活动区域里做的考古研究工作，陆续发现当时周人的文化面貌族群等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特点，这导致几乎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独到观点，彼此争论不下，大家无法形成统一意见。比如考古人员在陕西武功县发现了郑家坡遗址，关于该遗址的年代判断就多达十几种观点，有观点认为该类遗存的年代为夏时期，此外还有商代早期、商代晚期、西周晚期等观点。由于学者们彼此的观点差距太大且相持不下，导致周人先祖相关研究出现了瓶颈。
关于这一时期出现的周人先祖相关研究的瓶颈问题，我总结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文献对证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人、社会或者族群进行考古研究时，相关工作需要跟文献结合起来。但是在这方面，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对证尚有不足。比如文献中提到了“豳”或者“京师”，考古人员按照文献中指出的那些地理区域进行了重点寻找，结果并未发现相应的周人遗址。
其次是周城追溯法遇到了困难。考古工作一般是需要凭借周人的城址、都城遗迹往前进行追溯，但是在推测“豳”地所在的泾河流域，考古人员当时并未发现相关的城址。
最后是地域排除法方面遇到的问题。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豳”地所在的可能区域都依考古实据逐一排除，那么剩下的那个区域最有可能是“豳”地。但是由于当时考古实据不足，无法进行有效的地域排除。
从现在的视角审视，我认为当时这些瓶颈的出现有一系列原因。
首先是当时对证法所面临的技术局限。考古工作通常挖出来的是瓶瓶罐罐，而判断某一个器物是否跟某个具体的族属对应，这在当时是难度非常大的。现在的考古工作可以借助科技分析诸如DNA等分析来证实我们的相关对应判断，但在当时还缺乏这样的科技手段，甚至碳十四测年采用的都不多，考古人员往往只能依据出土器物的形制来判断其年代。这就导致了不同意见的出现——假设判定一个罐子是周人的，可能就有人会提出追问，凭借什么依据判定它不是周人同时期的羌人或者戎人的罐子？当时这些方面都拿不出足以服人的科学证据，这就导致学者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
其次是当时由于时代、社会等因素导致的考古局限。比如，由于受经费等各方面限制，当时所做的考古工作，其发掘面积通常只有十几平方米，最大也不过一百平方米。由于考古发掘面积太小，称为冰山一角尚且不足，导致考古工作在揭示一小块面积的面貌后对很多东西尚不能搞清，自然也就无法对整个区域的面貌做出清晰判断。
再次，当时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周人先祖的年代以及族属问题，较少关注周人先祖时期聚落形态、等级分化等问题，在宏观分析与微观结合方面的工作尚未充分展开，等等。
大约在2000年以后，我们在前辈的工作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工作思路：有计划、系统性地开展工作，先不急于给工作下整体定论，即先不急于判断遗址属于哪个时期何种人群，首先把区域工作做好，搜集尽可能丰富的基础资料，待数据库建立好以后，逐步扩大调查的范围，在这样的基础上，最终努力得出一个我们认为可能性比较大的结论。
在这个工作思路指导下，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系统考古调查，然后选择其中一个区域或者一条河流作为重点区域进行突破。我们在这个区域里做尽可能详细的工作，通过在选定区域的重点考古发掘，最后将考古发现与文献结合进行验证。
我们在泾河中游开展工作过程中，结合以往研究以及历史文献的记载，最终选定了泾河的支流三水河作为重点区域。2016年至2017年，我负责在这个区域里做了几处遗址发掘，尝试逐步去解决几个问题，包括弄清楚每个年代有哪些类型器物、这些器物之间存在何种联系等。2018年，我们开始在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展开工作。在进行重点区域发掘的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对应的问题，比如唐代文献中提及的与“豳”地相关的唐代三水县城，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从近年来泾河流域的考古发掘来看，这个区域在商代晚期的情况比较复杂，呈现出的特征既有所谓的“先周文化”因素，还有所谓的“戎狄文化”因素。进入西周以后，这个区域的特征呈现出了周人因素，不过仍旧有很多来自商遗民的因素，从西周中期开始，区域内所见考古遗存与关中其他地区所见近于趋同。
关于泾河流域考古发掘中寻找“豳”地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一讲中为大家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