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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里念故乡】
1988年10月，我在上海登上西行的列车——四天三夜的绿皮火车，硬座，81小时后到达乌鲁木齐。从那时起，到2018年秋天离开新疆、重返故乡浙江，我在新疆生活、工作30年整。
前段时间，在新落成的浙江文学馆里，我看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用来描述那个时代的“逃离者”——“走异路，逃异乡，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可谓典型的“故乡逃离者”，于1919年12月回了一趟绍兴，直到1936年去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青年时代的我，同样是“故乡的逃离者”，属于鲁迅说的“寻求别样”者，但时间到了当代，“逃离”的内因和外因与鲁迅时代已然完全不同了。
当然，我还是一位“归来者”。文学中的“归来者”概念是诗人艾青提出的，1980年他把自己的一部诗集取名为《归来的歌》，指的是中断了的写作又重新开始了，这在当时可泛指一大批诗人、作家。在今天，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也有许多优秀的“归来者”，他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写作，后来离开文学另谋他路，人到中年，事业稳定了，又重新回归文学。相对于上述“时间上的归来者”，我则是一名“空间上的归来者”。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最大的特征是常对远方、对离开之地魂牵梦绕，常常感到自己是“不在场的在场者”和“在场的不在场者”。这样的“归来者”，彷徨于“故乡”与“异乡”之间，总是悲喜交集的。
时代在变，人的内心也在变，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向往大城市，而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青年则向往边疆，有“边地情结”，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潮，也是一种“亚文化”，时代的理想主义氛围使然。这也是我23岁远行新疆的最大外因。奔赴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云南、贵州……当时都是大有人在的。和我差不多时间到新疆的浙江朋友就有好几个，有的留了下来，有的没几年就离开了，因为身体接受不了“异乡”，不习惯这里的日常饮食，也不习惯新疆的干旱、漫长的冬季等原因，逃离故乡的人只好再次逃离异乡。
由此可见，一个人要接受远方、异乡，首先必须是身体的接受，然后才有精神的接受、心灵的热爱，才能去爱那里的土地、人民、文化，才有可能在异乡建设故乡，成为“他乡的本土主义者”。而我，一到新疆身体就接受那里的饮食、气候、风情等，没有“排异反应”，文化、习俗上也感觉不到太大的隔阂，有一种天生对“异文化”的好奇和热爱。当记者的12年，担任《西部》文学杂志主编的8年，以及主持新疆作协工作的2年左右时间，我交往过的少数民族作家是很多的。有一次，维吾尔族诗人们举行一场研讨会，我不在现场，大家谈着谈着，忽然开始谈论我的诗中刚被译成维吾尔文的一组诗，他们认为我的诗中有“边疆思维”“少数民族思维”，与新疆大地十分默契、融洽。这是我到新疆30年来获得过的最高评价。
现在遇到一些新认识的朋友，特别是记者朋友，都对我的新疆生涯很感兴趣。他们通常会问：“你的老家浙江湖州，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章锦绣之邦，这么好的地方，你怎么舍得离开而去偏远的新疆呢？是不是对‘诗和远方’的向往啊？”我的回答是：“请不要在我面前说‘诗和远方’，远方没有诗，只有同样生活着、思考着的人，同样有着喜怒哀乐、生生死死的人。也许被我们忽略的当下、身边，恰恰藏着一句可以疗愈自己的‘诗’。”
新疆在骨子里是灿烂的。地质学家说，凡是地球上具备的地貌新疆全部具备：新疆有江南地貌，伊犁被誉为“塞外江南”；新疆还有类似月球、外星球的地貌……我曾说，新疆是“以天山为书脊打开的一册经典”，南疆、北疆是她的页码，沙漠、戈壁、绿洲、河流、湖泊、草原、群山都是她的文字，她拥有一个“启示录式的背景”。
当然，我更愿意如此回答朋友们的善意问题：作为一个江南人、水乡人，我感到自己身上的水分太多了，需要去新疆沙漠把多余的水分蒸发掉一些。至于归来呢，我常开玩笑说，30年的蒸发已经差不多了。人的身体和精神，都需要一种“水土平衡”。还有一点，故乡、语言、死亡都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现在我回到南方，却感到自己还随身携带着一个“远方”，常常为那片土地牵肠挂肚、辗转难眠。30年像梦一样过去了，人生如梦，西域似幻，它已经内化于我，化作我灵魂的一部分了。
在浙江师范大学求学时，我写了4年的小说，同时开始写诗，1988年到新疆之后彻底转向诗歌，只写过两三篇小说，也写了不少散文，所以我对自己近40年写作生涯的自我评价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一个持续的诗人，一个额外的散文作家。在新疆的30年，我出版了《在瞬间逗留》《我的尘土 我的坦途》《沈苇诗选》《新疆诗章》《博格达信札》等10部诗集，《新疆词典》《正午的诗神》《沈苇散文自选集》等多部散文随笔集，还有文化研究专著、编著、旅行手册、舞台艺术剧本等，大多作品都与新疆有关。我感到单一化地表达新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立体地呈现新疆，写作体裁和内容的多样化正好对应新疆的丰盛、多元。
1999年，我在乌鲁木齐写过一首短诗《两个故乡》，许多读者以为是我2018年重返故乡之后写的，但的确是当年30多岁时的作品。现在回头看，这首诗具有某种先见性，“……于是我成长，背井离乡，浪迹天涯/我见过沙漠、雪峰，女人和羔羊/现在我老了，头白了我回来了——又回到故乡——/——流水中突然静止的摇篮”。1999年我还没老，却说“我老了，头白了”，现在读来自己都觉得有意思。更重要的一点是，故乡也能成为一位归来中年的“摇篮”。很小的时候，我在老家运河边看大人们挖防空洞，掉进河里，幸好被及时发现，大人们将一口铁锅反扣在地，把我放在上面挤出肚子里的水，加上人工呼吸，救活了。潜意识里，我对水有一种恐惧感。2013年，我在诗歌《沙》中写道，“你逃离家乡/逃离一滴水的跟随/却被一粒沙占有……”这个“占有”长达30年。回到故乡，我居住在杭州运河边，又回到水边了。对水的恐惧造成早年的远行，也召唤着中年的归来。爱与恐惧，是我们的开始，我们的停顿，我们的再出发，我们的新开始……
在新疆生活期间，我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自己灵魂的强度和载力”。现如今，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表述深得我心：“诗人总归是要回来的，肉体或创作。我宁愿相信二者都会归来。”西域和江南，新疆和浙江，我人生地理的两极，我的“两个故乡”，一东一西，相距遥远，但主体的迁徙、游移，并不能改变文学面对的基本主题：关于爱、存在、时间等，地域变迁在文学中的反应、发生，还面临一个“去地域化”的问题，最终关乎世界与人性，抵达人之为人的基本命题。
“西域归来，重新发现江南”，这是作为一位归来者新的自我提醒和自我要求。离开、远行，然后重返、归来，意味着我的写作从“西域时期”进入“江南时期”。重返故乡5年多，是我写作的一个高峰期。我写了献给第一故乡和大江南的诗集《诗江南》；作为一种诗学探索，写了“以诗论诗”的诗集《论诗》，目前已完成两部；在江南回望丝路和西域，出版了随笔集《丝路：行走的植物》。我又完成有关浙江四条“诗路”（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诗路、大运河诗路和瓯江诗路）的新诗集《水上书》，还应新疆人民出版社之约，选编了35年新疆题材诗选《沙之书》（1988—2023年）。有意思的是，《水上书》和《沙之书》形成呼应和对照，就像“两个故乡”终于在我内心的天平上取得相对平衡一样。
江南和西域，如果概括为两个元素，那就是“水”与“沙”。水之倒影中有我的起源、方言、残桥……沙之微粒中有我的青春、激情、狂想……沙——空旷，简约，抽象，日落时分变得身体般柔和的大漠，“生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朽一千年”的胡杨。水——逝者如斯，百川归海，升腾，再出发，化作草木葳蕤、纷繁具象。“水和沙”在我体外漫漶、汹涌、跌宕，延展为雄浑壮丽的图景、交响，“水和沙”在我体内争吵、纠葛、角力，然后拥抱、和解，有点相亲相爱的样子。
因此，在文学和诗学意义上，江南和西域——我的“两个故乡”，是同一个地方，或者说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我体内、体外的“水和沙”，则有了一种交互并置的“共时性”。
（作者：沈苇，系浙江传媒学院媒体传播优化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