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酒话桑麻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生发之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都直接来自乡村生活现场，具有独特的声景意境。千百年来，人们每每吟诵这些诗句，往往会燃起内心的田园梦。于很多人而言，乡村不仅是一个居住场所，更是品鉴和寄情的对象，是精神的归属。

  细究起来，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乡村，远不止有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其空间意蕴至少有三个层次：精神的、社会的、农事的。三重空间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和内在张力，持续为培育民族情感提供丰厚滋养。

作为精神空间的乡村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虽未形成城乡对立格局，却有一种“庙堂与江湖”“官场与田园”的二元表述。

  晋宋之际，陶渊明归隐田园，躬耕于原野，他在抒写田园时的对照，是所谓“误落尘网中”的经历。他将庙堂和官场比作“尘网”和“樊笼”。当津津乐道于“归园田”和“返自然”时，他所期待的显然不是栖身意义上的乡村空间，而是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简单概括，即放浪于山水，垂钓于江湖，在长河落日、细雨微风之间感悟自然与人生，获得生命的抚慰。尽管陶渊明的乡间生活其实是艰难的，有时衣食难以为继，甚至还曾乞讨，但这些并不妨碍后世文人将其视为精神楷模，并形成了绵延不绝的田园诗派。

  至少自唐代始，无论是处尊居显还是地位卑微，文人在寻找心灵的栖息之地时，总是绕不过陶渊明的田园。只不过由于时代语境和个人际遇的差异，每个人在承袭陶氏田园志趣的同时，也形成了个人的风格特征。盛唐时期，生活优渥者如王维，购置乡间别墅，远眺孤烟远村、独树高原，静观桃红含宿雨、柳绿带朝烟，聆听雨打花瓣、黄莺啼鸣，抵达了物我相容、物我两忘之境。仕途失意者如孟浩然，隐居鹿门山，在乡间友人家里做客后写下“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尽管没有做到“忘我”，却也获得了某种超脱现实窘境的意趣。

  北宋时期，被贬至黄州的苏轼，“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以陶渊明自比，写下“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在“归去来”想象中找到了人生的平衡点，抵达了生命的澄澈。南宋时期，因病辞官还乡者范成大创作了大型田园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其中“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等诗句，超越了文人的隐逸之志和归田之乐，单纯地展现了农家的质朴和风物的淳美，回到了生活本身。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倾向于把乡村视为精神家园，即使一些非乡村出身、亦无耕种经验的文人也是如此。如前述的王维，出身于官宦之家，状元及第后，投身官场，最高官职曾至尚书右丞。其早年经历与乡村并无交集，四十岁后却移情乡野，隐居蓝田。一个初夏的黄昏，王维漫步于渭水岸边，看见落日的余晖洒满村庄与麦田，野鸡鸣叫，牛羊暮归，农人荷锄，心生羡慕，情不自禁地吟起：“式微，式微，胡不归？”仿佛找到了人生的归途，其对乡村的情感显而易见。这种状况的形成当然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决定的。费孝通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他看来，“土”不是贬义词，而是我们的民族特征。区别于游牧民族和工业社会，中华文明是靠土地的产出来维系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因此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极强的“乡土情结”，无论迁徙到哪里，都期盼落叶归根。此外，还有道家文化的深刻影响。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目标是让人类回到无为无争的“自然状态”。这虽然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但已成为很多文人的终极追求，他们愿意想象一种“自然”“和谐”的田园生活来抵抗现实世界的纷扰。此时，一亩小园便幻化为心中的宇宙。

作为社会空间的乡村

  乡村不仅有自然风光，还有社会。和自然风光比起来，乡村社会并不那么具有诗情画意。在漫长的古代，普通农人的生活大抵是清苦的，农事繁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还要受到官府的盘剥，各种捐税层出不穷。好的年景尚可维持温饱，但遇到战乱或灾害，则难以为生，流离失所、野有饿殍的情况时有发生。正因如此，自《诗经》始，历代都有反映民生疾苦的悯农作品问世。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形成期正值从西周一统天下到春秋诸侯争霸的约五百年。频繁的战争、沉重的徭役，造成了田园荒芜、民生凋敝。《诗经》中有多首反映农人疾苦的征役诗，以《君子于役》《陟岵》《何草不黄》《鸨羽》最为典型。其中《鸨羽》一诗，以鸨鸟栖树来比喻农民的异常生活。鸨鸟本是浮于水上的鸟类，不能栖于树上，而今成群栖于树上，犹如让农民放弃耕种长期在外服役，致使父母老无所养，农人为此呼喊苍天，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悯农作品的创作高峰出现在中晚唐。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藩镇割据、赋税苛繁、兵连祸结，对农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悯农诗由此勃兴。杜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有感于战乱造成的农村凋敝，痛陈：“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哪怕妇女也投入劳动生产，还是不能解决温饱：“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在苛捐杂税劳役兵灾中，乡村根本无法正常运转，只能“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与杜甫一脉相承却更为集中地关注民生问题的诗人是白居易。白居易通过长期的乡村体验和观察，得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的结论。他的《村居苦寒》，写连续五天的大雪导致气温骤降，竹子和柏树都被冻死了，但很多农民没有御寒的棉衣，只能烧一点野草取暖，“愁坐夜待晨”。对于“田家苦”的根源，白居易也试图通过诗歌进行揭示，其中说得最深入的是《杜陵叟》。这首诗写春旱导致很多麦苗枯死，而提前降霜又导致很多麦穗无法成熟。面对自然灾害，官吏不但不予救济，还急敛暴征，其目的是完成上级的任务以获得奖赏。农民慑于官吏的淫威，不得不变卖或典当土地缴租，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农民被逼入绝境。与白居易一样悲愤于“田家苦”的诗人还有柳宗元，他的《田家三首》描写了农民早出晚归换不来温饱、世代重复的悲惨命运。白居易和柳宗元的这些抒写，使诗歌从一种话语象征行为转变为话语介入行为，获得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能量。

  杜甫、白居易、柳宗元等诗人对社情民情的关注，与中国士人的经世济民情怀一脉相承。他们的作品表明，儒家民本思想已经内化为士人的自我道德要求，比如白居易在看到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时的第一反应是反观自身的温饱，深感不安和愧疚，“自问是何人”。范仲淹在看到江边来来往往的游人享受鲈鱼的美味时，首先想到的是为了生计出生入死的渔民。司马光在听到农民忍饥挨饿、辛辛苦苦种植的庄稼遭遇洪灾无法收获时，自责身居禄位却无能为力。内心的道德律令使他们将反映民生疾苦视为责无旁贷的事情。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上达天听，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安定，即如白居易所言“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们被人传颂的美德在这里，他们为人诟病的局限性也在这里。

作为农事空间的乡村

  中国文学在草创期就与农事密切相关。上古歌谣《击壤歌》《蜡辞》便吟唱出先民的劳作方式和消除自然灾害的祈望。至《诗经》时代，农事抒写已颇具规模。《诗经》的研究著作《毛诗正义》将“农事”概括为耕种、管理、收获和储藏等事务。根据郭沫若的统计，《诗经》中仅“纯粹关于农事的诗”就达十余首，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豳风·七月》。一个周代早期的农民，每年是怎样度过的？他的劳作方式是什么样的？他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的劳动果实是如何分配的？这些内容都被写入《豳风·七月》中，其中涉及春耕、秋收、冬藏、采桑、染绩、缝衣、狩猎、建房、酿酒、劳役、宴飨等农事活动，堪称先秦农事文学之典范。

  《诗经》重视农事的传统，被陶渊明发扬光大。如果说《诗经》中的农事诗是“劳者歌其事”的民间文学，那么陶氏的农事诗则是“深度体验”式的文人创作，代表着魏晋文人生活哲学和审美趣味的转移。当陶渊明远离庙堂，遁入乡野，“农事”既是他的审美对象，又是他的生活内容。“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劳作之余，他与农人交往，不谈红尘俗世，只谈农事。二十余年的乡村生活体验，使他深谙耕种之道。在《拟古·九首》中，他写道当春雷响起、春雨落下，那便是春耕的时节；在《归园田居·其二》中，他写道如果霜降提前，作物就会凋零如草莽。此外，他在《和刘柴桑》《桃花源诗并序》等诗中也谈及开垦荒地、培育土壤、因地制宜种植作物等农事。这些均为他移情田园后对自然物候的深切体会，有些已然转化为感官经验。

  陶渊明之后，文学的农事抒写渐成潮流，至唐宋时期，大抵作诗高手都对农事有所涉猎。其中创作量较大者，如唐之王维、储光羲、白居易、陆龟蒙，宋之梅尧臣、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这些诗人虽然常以外来者的眼光去观察农事，缺少陶渊明那种融入农事的切身感，但就呈现耕作、收获、庆祝、闲暇等农事场景的周备程度而言，已经远超陶渊明。比如唐之陆龟蒙，精通农渔器具，与友人皮日休唱和，创作了《渔具十五首并序》《奉和袭美添渔具五篇》。《渔具十五首并序》介绍的渔具多达19种，涉及材料、形态、性能等方面，《奉和袭美添渔具五篇》则介绍了多种捕鱼时的穿戴用品。诗作问世后，皮日休赞叹：“凡有渔已来，术之与器，莫不尽于是也。”宋之陆游，熟悉节气时令，先后创作了十几首“禽言诗”，抒写不同鸟类的啼叫与农时的关系。其中《鸟啼》写道：“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闵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鸦舅，苗稚忧草茂。”陆游提及的这些经验不是来自历书，而是来自农人对大自然语言的倾听，既包含农事道理，又体现人生哲理。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农技诗创作，使农业技术走到了农事抒写的前台。以梅尧臣的《和孙端叟蚕具十五首》为例，这组诗歌对种桑、养蚕、纺织等各环节进行了细致描绘，一改诗歌创作的抒情路线，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拓展了文学的功能。

  农事抒写使一些诗歌获得了意外的衍生价值。例如气象学家竺可桢从唐代张籍的诗句“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中发现了唐朝至宋朝成都地区气候变化的线索；农史学家梁家勉从岑参的诗句“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中获得了至少在唐代中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猕猴桃的确信；茶史专家朱自振从刘禹锡的诗句“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中找到了中唐已有“炒青茶”的凭据，填补了相关史料的空白。这些衍生价值，无疑增添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光彩。

  综上所述，乡村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不单是一种题材，更是精神底色，其所蕴含的社会人生和自然宇宙意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容厚度和思想深度。经由乡村田园，中国文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展现了一个东方成熟文明的感性能力及其所能抵达的境界。文学里的乡村是一个宝藏——它不仅能够提供入世的智慧，而且能够提供出世的豁达。

  （作者：徐志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首席专家、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