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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不以文学出名，但徽州也有文学。明万历朝，徽州出现的文学盛世景象就值得关注。徽学始兴于宋代，宋元时期的徽州以理学闻名全国，号称“东南邹鲁”。明代得益于“好儒”文化传统和徽商崛起，文学发展迎来契机。弘治、正德间，外出徽商郑作、程诰等人师从李梦阳，带回七子派诗学，奠定徽州文学复兴基础。蔓延至嘉靖朝，徽州文学队伍大增，社团纷起。尤其万历三年后，著名文人汪道昆休官回乡，带领亲友全力振兴地方文坛，形成徽州文坛盛世局面。明人对汪道昆的文学贡献评价甚高，王世贞赞云“新都有诗自司马始”（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十三）；明末本土诗人谢陛描述汪道昆主盟的万历徽州文坛：“迄今百十余年，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哉”（谢陛《万历歙志》艺文卷五）；同时期诗人许楚也视此时为徽州文学的“开元盛世”（许楚《青岩集》卷二）。万历徽州文学的盛世图景充分彰显区域文学的最高成就。
首先，万历徽州文坛作家队伍庞大，各阶层文人同力于地方文事。以徽州籍官员的贡献最大，汪道昆堪称典范。他早年官位显赫，晚年却里居近二十年，以引领徽州文坛为乐。李维桢云：“自汪司马伯玉以能言名天下，天下争附之。而新安人以司马重，即号能言者往往在司马法中。”（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十三）他凭借自身威望和文学热情，成为“新安诗派”盟主和全国文坛领袖之一。万历朝东南文坛老将方弘静是歙县人，为官近三十年，出任过多省地方主官，与各地文人交往颇多，诗名远扬，于扩大徽州文坛影响功不可没。位居万历内阁次辅八年的许国生于歙县，不仅提携徽州籍官员文士，还关心家乡文坛发展。万历朝抗倭名将兵部尚书胡宗宪也是徽人，雅好诗文，喜交文士，曾厚遇乡人汪道昆和王寅。另外，还有江珍和潘纬等徽州官员也热心于家乡文学事业。
万历徽州文坛还活跃着一批布衣文人和商贾作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列举晚明徽州藉著名山人就有王寅、汪道贯、汪道会、潘之恒、吴兆等人。潘之恒是万历后期徽州文坛最活跃人物，他多次游历全国，与当时名家汪道昆、王世贞、袁宏道、沈璟等人往来不断，为维持万历后期徽州文坛影响力贡献颇多。王寅一生任侠使气，漫游天下，却始终热衷地方文事，是徽州文坛老将。吴兆则在金陵文坛活动。万历徽州的商贾作家则以以文会友和慷慨捐赠为徽州文学搭建交流平台。休宁人汪廷讷主营盐业和出版业，却以戏曲和诗歌创作驰名东南文坛，经常于金陵、徽州两地盛邀汤显祖、屠隆、李贽等各地名流，使徽州成为文人齐聚的一方乐土。墨商方于鲁也是一位热衷文艺交友的商贾作家。
其次，万历徽州文坛社团众多，文学交流频繁，各种文学思想交汇。万历徽州活跃的文学社团主要有白榆社、耆园会、松萝社、颖上社、天都后社等等。以汪道昆主持的白榆社影响最大，社团活动长达十年之久，几乎汇聚全国著名文人，引领时代文学风尚。徽州文人对外交流广泛，汪道昆曾亲率本土文人三赴吴地拜访王世贞，并到杭州等地主持南屏社、西泠社集会；潘之恒晚年也多次出游杭州、北京、金陵等地，与全国名家交流。与此同时，在汪道昆、汪廷讷、潘之恒等人招揽下，外地名家纷纷来访，徽州很快成为文学思想交流活跃之所，引领全国文艺潮流。万历前期，徽州是七子派后期复古运动的主战场，文坛领袖汪道昆与后七子派主将王世贞并驾齐驱，名列“后五子”之首，他主盟的白榆社、南屏社几乎汇聚七子派后期全体精英。汪道昆还对七子派复古思想进行修正，在学古宗尚与学古方式上更显宽泛灵活。方弘静早年也与王世贞等后七子成员交往，创立天都社，但晚年的他反对后七子派的偏激与摹拟，喜欢谈禅论道，主张“理趣”之说。潘之恒一生接受七子派、佛学禅宗、公安派、竟陵派、汤显祖等所倡导的多种文学思想，鲜明体现万历徽州文学思潮的开放性和多样性特征。
再次，万历徽州的文学创作成就非凡。传统诗文创作取得新突破。以汪道昆为首的“新安诗派”是七子派后期重要社团，其影响力在万历五年以后就超越了王世贞主盟的太仓诗坛，引领时代诗歌风尚。新安诗人以汪道昆成就最高，时人将之与王世贞并称“两司马”（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其《太函集》收诗1570多首，多为万历朝所作。老将方弘静《素园存稿》收诗846首，有562首作于万历年间。后期主将潘之恒主要活跃于万历朝，著有《鸾啸集》《涉江集》《漪游草》等诗集。受商业观念和阳明心学浸染，新安诗歌题材上出现异质，多写城市风光和市民生活，也谈及美女游侠与佛影禅心。辞藻浓艳和诗涉艳情是其主要特色，陈田云“新安诗派，尸祝太函，肥秾相尚”（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二十五）。布衣诗人吴兆以《秦淮斗草篇》《咏美人折隔墙花》等咏美人诗篇闻名诗坛,王寅和潘之恒之诗也多游侠、艳情、参禅之作。万历徽州诗坛总体风格介于七子派与公安派诗风之间，体现时代诗风转向的过渡轨迹。
古文创作体裁也发生新变，出现大量商贾、名姬、侠客传记文。汪道昆《太函集》收传记文235篇，为商人而作112篇，对商贾的关注超过此前和同时代任何作家。潘之恒为倡优名姬立传120多篇，体现晚明尊重女性与崇尚自由的人文思潮。所作《亘史》还专设“侠部”，塑造众多男女侠客形象。汪道昆也有《儒侠传》《王仲房传》等篇，宣扬任侠思想。万历徽州的人物传记文不仅新增人物类型，而且在叙事技巧运用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进一步推动传记文学发展。
小说、戏曲创作高度繁荣。万历徽州俗文学名家众多，佳作如林。汪道昆整理出版《三国演义》《水浒传》，于旧文中融新义，名震四方；吴琯《剑侠传》汇辑古代33个剑客故事，畅销全国。文言小说家吴大震《广艳异编》收传奇小说596篇，汇集古今之谈；潘之恒《亘史》在收录前朝小说作品之外，自创时事小说；程时用《风俗类编》和潘士藻《闇然堂类纂》更以时事新闻为创作基础，关注现世当下生活，具有跨时代意义。万历徽州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叙事技巧运用和主题思想倾向都有突破，增强小说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彰显近代人文精神。
汪道昆还是徽州最早从事戏曲创作名人，曾自编《大雅堂杂剧》四种；小说家吴大震也是戏剧家，自创有传奇剧《练囊记》《龙剑记》；戏曲家汪廷讷自编传奇18种，杂剧9种；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流行大江南北，奠定徽剧基础。潘之恒一生“观剧数十年，而后发议论也”（潘之恒《鸾啸小品》），成为闻名全国的戏曲批评家，著有戏曲理论论著《鸾啸小品》。万历徽州戏曲更加注重展现戏剧性和性情化，在创作、表演和批评方面都取得骄人成就，为中国戏曲的发展贡献颇多。
最后，万历徽州文人为文学传播贡献卓著。为赚取商业利润，徽商在本土和金陵、扬州等地大量开设书坊，闻名天下的就有吴勉学的师古斋、汪道昆的大雅堂、黄正位的尊生馆、汪廷讷的环翠堂、汪士贤的省吾堂等等，它们刊刻大量诗文集、丛书、小说和戏曲，出版多部精品力作。省吾堂刊《汉魏名家集》《宋元四十三家集》流行于世，万历版《三国演义》《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水浒传》等小说闻名全国。万历徽商最喜演剧、观剧，当时刊刻剧本最多，仅《牡丹亭》剧本，歙县就有三个万历刻本。这些刊刻活动于“保存文学遗产、传播当代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朱万曙《徽商与明清文学》第三章)
北京大学廖可斌教授认为万历朝为明代文学盛世，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盛世（廖可斌《万历文学盛世说》，《文学评论》），万历徽州文学的盛世图景并与此说深符一致。徽州文学发展不仅在明代万历朝达到鼎盛，且一度领先全国文坛，他们在文学队伍、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和文坛影响上均呈现引领超越之势。考察万历徽州文学的整体成就和时代影响，我们当知当前的徽学研究不应让文学缺席。
（作者：陈昌云，系淮阴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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