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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宋代范成大的一首《四时田园杂兴》，描绘出了农家人忙碌而充满趣味的田园生活场景。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历史，耕田织布是古时百姓的主要劳作内容，因而也成为传统画家表现农耕社会生产生活面貌的重要题材。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耕织图》，是研究中国古代农业耕作、纺织技术不可或缺的图像资料，形成中国绘画史、科技史、农业史中一个独特的现象。
《耕织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耕织图》是指所有有关“耕”与“织”的图像资料，呈现出分散性的特点，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狭义的《耕织图》则是一套成体系的耕织图像，到南宋时逐步形成。《耕织图》在元、明、清时期皆有绘制，逐渐成为实用与艺术兼具的题材，是中国古代画苑中历史悠久、递嬗有序的一个品类。同时，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使《耕织图》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推广过程中，其版本、载体、功能不断演变，不仅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农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且远及欧洲，在世界农业史、艺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现知最早的刻本《耕织图》，为南宋楼璹所绘，其后历代版本都是以楼图为祖本。楼璹，字寿玉，南宋绍兴三年（1133）任於潜（今浙江临安）县令。他“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楼璹创作了诗图并茂，翔实记录耕作与蚕织的系列图谱——《耕织图》。南宋嘉定二年(1209)，其孙楼洪将其所绘《耕织图》以石刻付之墨版，后曾孙楼杓据图再版，南宋嘉熙元年（1237）汪纲又以木刻复制拓本。此外还有南宋绘本《宋人蚕织图》（今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元代程棨绘本《耕织图》（今藏美国弗瑞尔美术馆）、明代万历刻本《便民图纂》、嘉靖刻本《王祯农书》等，均摹自楼图或加以改绘。
在众多历史版本中，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内府刊刻的《御制耕织图》，是历代《耕织图》中最具盛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更是中国古代版画史上一部经典之作。是书为木刻套印本，康熙帝题诗，宫廷画家焦秉贞绘图，朱圭、梅裕凤镌刻。与楼璹所作《耕织图》不同的是，此本内容略有不同，增删了部分画面，图序亦有变化，每幅画上部有康熙题写的七言诗一首，楼璹所写五言诗以小字题写在画面空白处。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时，江南人士进献藏书甚多。根据清代官员万作霖记载，其中有陈旉《农书》、秦观《蚕书》、於潜公（楼璹）《耕织二图诗》等。康熙皇帝读后认为“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拳拳于此至深且切也。”遂命内廷画家焦秉贞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
《御制耕织图》共计四十六幅，画作内容详尽、完备，准确地呈现了古时农业生活的过程和细节。耕图依次名为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春碓、簏、簸扬、砻、入仓、祭神；织图依次名为浴蚕、二眠、三眠、大起、捉绩、分箔、采桑、上蔟、炙箔、下蔟、择茧、窖茧、练丝、蚕蛾、祀谢、纬、织、络丝、经、染色、攀花、剪帛、成衣。画面内容写实，每幅作品都有配诗，诗画合一。
比如，“耕”图画面之上，农人一手扶着曲辕犁，一手挥鞭赶牛。曲辕犁是古代中国十分重要的耕作农具，可以碎开板结的土壤，利于后期播种。画上题诗：“东皋一犁雨，布谷初催耕。绿野暗春晓，乌犍苦肩赪。我衔劝农字，杖策东郊行。永怀历山下，法事关圣情。”此诗表达了对农事艰辛的感慨和同情，以及劝课农桑的主旨。另一幅表现织布场景的“经”图，描绘了三位农妇正在整理经线的场景，此图对整经工具刻画极为精细，对篱笆、院落、农舍，甚至室内椅凳都有描绘。屋旁有叶面阔大的芭蕉树，两个孩童采摘蕉叶铺地，在长长的经线下玩耍嬉闹，充满生活气息。画面左下方题有“素丝头绪多，羡君好安排。青鞋不动尘，缓步交去来”等句，表达对植桑织帛生活的吟咏之意。
《国朝画征录》载：“焦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 其位置之自近及远，由大及小，不爽毫发，盖西洋法也。”焦秉贞绘画中西合璧，使《御制耕织图》成为一部中国古代版画史上别开生面之作。据考证，焦秉贞绘《耕织图》原作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焦本虽仿自楼本，但风格情调已大异其趣。画面对农村劳动生活进行了理想化的表现，洋溢着农家生活的温馨、和谐、美好的情绪。画面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比例准确，姿态各异，生动传神。房屋建筑、织机等在传统界画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了西洋焦点透视法，具有较强的现实感。
《耕织图》歌颂农家劳作，经过宫廷审美的改造后，成为具有观赏和实用价值的版画名作，为农事题材的艺术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自康熙三十五年初版后，坊肆私家多有摹刻，故传世版本极盛。在康熙本朝，就有三十八年（1699）张鹏翮翻刻本、五十一年(1712)内府刻本、内府白描本、彩绘《胤禛耕织图》；乾隆年间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题诗刻本、内府刻《授时通考》本、四年(1739)内府拓刻本（图为刻、诗为拓）、三十四年(1769)刻朱墨套印本、木刻填色本、圆明园拓本等等；另乾隆时宫廷画家冷枚、陈枚亦绘有《耕织图》46幅，但并未镂版，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自乾隆之后，刻本、铜版印本、珂罗版印本、石印本先后迭出，难以枚举，大致有嘉庆十三年（1808）《耕织图诗》补刊本、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光绪五年(1879)上海点石斋《御制耕织图》石印本、光绪十一年(1885)上海文瑞楼本、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等。民国时期，有武进陶兰泉刊本。翻刻本不但版本诸多，版式也不尽相同，有上文下图、左文右图以及朱印本等多种形式，而巾箱本套印耕织图更为稀见。巾箱本开本小巧，将《御制耕织图》精华部分浓缩，刻印清丽绝伦。如清乾隆年间黄履昊刊蓝墨套印巾箱本，刻印精细，远景用蓝色，近景用墨色，使整幅画面颇具立体感。
此外，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地区亦有《耕织图》的摹本、翻刻本。随着18世纪“中国风”在欧洲的盛行，中国的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1745－1746年，瑞典出版仿制《耕织图》铜版画3幅，此版本与中国的版本构图上保持一致，只是将图画镜像反转，保持了原作气息。18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用铜版翻刻了《耕织图》中的“耕”部分，构图也是镜像反转。这些版画忠实再现了18世纪中国的风土人情、艺术面貌，引发当时欧洲对神秘的东方世界的想象。
从南宋到晚清，《耕织图》形态纷呈。今可见与其有关的陶瓷、墨锭、墨彩瓷板书、扇面、屏风、石刻等一系列衍生作品。通过这些实物载体，不断传播着中国古代耕作、织绸等生产过程。《耕织图》留存下来的农业生产图像为今日研究中国古代农业技术提供了十分直观的资料，有助于人们了解古时农耕及纺织的面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作者：翁连溪，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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