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文明的创新性发展

  一直以来，拜占庭文明便展现出古希腊-罗马文明继承者和延续者的形象。譬如在早期拜占庭时期，史家们对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古典史家著述的模仿，对阿提卡希腊语方言的执着，罗马法的持续使用与颁布，拉丁语在行政和司法领域的长期存在等。14世纪随着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兴起，欧洲人表现出对古希腊文化的极大热情与推崇，他们在拜占庭帝国那里找到大量古希腊文化的遗物、遗迹以及古希腊文手稿抄本，并带回西方。1453年帝国灭亡之后，帝国知识分子来到意大利等地，不仅带去大量重要的古希腊文典籍，而且通过讲学、翻译等方式传播古希腊思想文化。由此，在欧洲人的眼中，拜占庭为古希腊-罗马文明继承延续者的固有印象变得愈发明显。17—18世纪来自西欧的“爱希腊”情结以及同一时期启蒙运动崇尚理性、反对宗教的思潮，进一步提升了古希腊的形象，而将拜占庭描绘为停滞不前、思想僵化、充满狡诈与暴力。18世纪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阐述则将拜占庭文明停滞与固守传统的形象确立下来。

  自19世纪末起，随着拜占庭学在欧洲高等学府中的建立，拜占庭学者们试图努力摆脱拜占庭文明停滞落后的固有印象，建构积极的拜占庭文明史，但是关于拜占庭文明继承性和延续性的观点，依旧长期占据学术界与公众意识中的主流。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君士坦丁七世与其世界》（1973年）一书中就曾指出，接受良好教育的现代欧洲人对拜占庭的第一印象是其保守性，此处的保守性就是拜占庭对希腊罗马传统的固守。

  事实上，拜占庭时期的文献也体现出拜占庭人本身并不热衷于创新，甚至有的学者提出，拜占庭人厌恶创新，唯有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持续敬仰，才能使得他们看起来伟大，因为他们是伟大文明的继承者和延续者，譬如，他们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罗马人。在文献中，拜占庭史家多热衷于采用古希腊时期的地名和族名来指代当时的地点和族群。7世纪的拜占庭诗人比西迪亚的乔治曾将拜占庭皇帝伊拉克略比作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12世纪的拜占庭史家左纳拉斯甚至认为，拜占庭皇帝的职责就是维护帝国的古代传统。

  如果读者的双眼被刻板印象的传统观点和拜占庭文献中记载的表面现象所遮蔽，那么拜占庭文明可能就被误读。正如法国拜占庭学家保罗·勒梅尔所言，如果说拜占庭在十一个世纪里都是一成不变的，那就等于落入拜占庭人自己设置的陷阱。

  近20年来，国际拜占庭学界在拜占庭帝国的正名和拜占庭身份认同方面进行热烈讨论，如“什么是拜占庭帝国”“何时是拜占庭帝国”等问题。学者们基本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拜占庭帝国自始至终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拜占庭帝国只是罗马帝国的延续；第二种则认为7—8世纪以后的帝国经过转型，在疆域、统治中心、宗教、文化等领域已经有别于之前的罗马帝国，形成了真正具有独特地位的拜占庭文明。关于拜占庭身份认同的讨论尤为激烈，这关涉拜占庭文明的历史定位和后世影响等重要问题。

  事实上，拜占庭文明在继承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创新性。不过，这种创新性在有的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有的方面则隐匿其中，需要细细考证。

  在文学领域，拜占庭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类型。德国拜占庭学家克伦巴赫提醒我们，不要把拜占庭文学仅仅作为古典文献的注脚，这恰如其分地指出拜占庭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关键问题。在早期拜占庭时期，古典书写文风依旧盛行。但英国拜占庭学家任希曼提出，正是此时，4世纪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奠定了世界编年史的地位，成为保存中世纪历史的重要作品类型之一。中世纪另一种重要的宗教作品类型——圣徒传记，最早可追溯到4世纪拜占庭统治下埃及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纳修撰写的《圣安东尼传》，这部著作是拜占庭和西欧中世纪圣徒传记的范本，造就了圣徒传记在中世纪时期的辉煌。俄裔拜占庭学家卡日丹和英国拜占庭学家布朗宁认为，拜占庭时期的赞美诗独具特色，尤其是6世纪拜占庭的赞美诗作者罗曼努斯创作的康塔基昂，是拜占庭赞美诗的代表。此外，中期拜占庭时期《狄吉尼斯·阿克里特》等史诗创作和传奇故事也包含诸多自创的元素，它们使得口语化的拜占庭诗歌有了通俗语言的文本形式，展现出巧妙的修辞技巧。

  在建筑方面，拜占庭的东正教建筑风格是中世纪时期东地中海建筑的典范。6世纪修建的高耸入云的圣索菲亚教堂成为拜占庭建筑的范本，尤其是成为东正教教堂的标准形制。英国拜占庭学家西里尔·芒格指出，“圣索菲亚教堂的设计没有先例，它是当时各种流行元素的集合体，就我们所知，这些元素此前不曾以同样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也不曾被效仿，直到16世纪奥斯曼清真寺的出现，情况才有所改变”。拜占庭的建筑师拥有长期建造圆顶的丰富经验，但建造一个不靠墙面支撑“悬在空中”的直径为100英尺的大圆顶是他们之前未曾有过的考验，这就是圣索菲亚教堂的独特之处。除了圣索菲亚教堂，拜占庭其他基督教教堂与之前的多神教神庙相比，在结构、功能和外表方面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

  在医学方面，传统观点认为拜占庭的医学仅仅保留了希腊的医学传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希腊裔拜占庭学者乌拉斯-瓦利亚纳图斯在研究13世纪末14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医生阿克图阿里乌斯的著述时指出，阿克图阿里乌斯的论著在尿样系统检测和尿样分层检测上做出创新，被其后西欧诸多医学家学习和传抄，是自古典时代直到19世纪化学检测出现变革之前关于这一主题最完整、最系统的著作。除此以外，拜占庭人对很多病症的认知，在古典医学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部分观点被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者所接受。

  从军事上来看，拜占庭的军事技术和战略较古典时期展现出诸多创新。譬如拜占庭主力舰艇德龙猛是5世纪之后拜占庭海军中出现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舰，使得拜占庭多次抵御来自不同族群的海上攻击。著名的希腊火是7世纪下半叶拜占庭在抵抗阿拉伯海军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发明的火器，在拜占庭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7—8世纪发展起来的拜占庭军区制，在此之前的地中海地区乃至欧洲也是不曾存在的，该制度对于中期拜占庭的恢复、巩固和再度兴盛起到关键性作用。

  除上述领域，拜占庭文明还在音乐、宗教画、世俗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如拜占庭教会音乐中发明的纽姆谱记谱法，不仅影响了西方教会音乐，亦成为现代记谱法的雏形；拜占庭圣像画以其创新的宗教题材形式，成为拜占庭绘画乃至后世东正教艺术中最为重要的代表；拜占庭世俗艺术中出现的混合的怪异动物图像，虽然不如中世纪西欧那样繁多，但也呈现出其独特的创新性特点，即具有特殊意义的神秘力量。

  正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创新，共同推动了拜占庭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并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即使在帝国灭亡之后，拜占庭文明依旧对后世文明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作者：李强，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