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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盛唐气象，我们常常会想到唐代诗人王湾《江南意》（又名《次北固山下》）中的那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此诗在唐代便已声名鹊起，被视为最能代表时代风格的诗作之一。唐开元年间，宰相张说亲自将其题写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大厅“政事堂”中，“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晚唐郑谷亦云“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足见其“孤句压全唐”的影响力。这两句诗的字面意思似乎很好理解：残夜未尽，旭日已升；旧年未过，新春已至。在现代的解读中，学者们普遍将此句中的“春”笼统地释为“春意”，但这不免让读者费解，“江上的春意”本是寻常景色，描写春日的唐诗更是不可胜数，王湾此句如何当得起开盛唐气象之先的赞誉？
其实，在这行脍炙人口的诗句中，藏着一个被今人忽略的时间坐标——腊月立春。在清代，评论家仍能通过“春”与“年”的对应关系，敏锐地意识到此诗中的“春”指的便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春”，如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称：“江中日早，客冬立春，本寻常意，一经锤炼，便成奇绝。”诗人王湾正是通过对自然时间与政治时间的巧妙裁剪，表现对于盛世将至这一时代氛围的感知，使得这句诗在盛唐时期便成为经典。
在古人的时间系统中，“立春”是一个与农历新年同等重要的日子。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在《史记·天官书》中指出岁有“四始”——冬至日、腊日、正月旦和立春，它们分别对应着古人感知时间的四个维度。其中“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也就是说，正月一日是政治时间中的岁首，是新一年政事的开端；而立春则是时令意义上的岁始，是一年四季的开始。
从晋代开始，立春日成了王朝颁行新一年日历的节点。《晋书·礼志》曰：“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读五时令。”这里的“读”并不是阅读，而是要在这一天将新制定的年历呈献天子，再作为国家政令颁布朝野，通过这种方式将王朝的统治秩序落实到自然四时的变化之中。故而南朝陈代徐陵《杂曲》云“立春历日自当新”，立春与新年的联结，让人们站在自然节律与社会运转周期的交汇点上，更能体会到万象更新的时空感受。
立春与农历新年像是一对不离左右的孪生子，隋代杜台卿就在《玉烛宝典》中指出，“立春多在此月（正月）之始”“亦有入往年十二月者”。作为“正月节”的立春，本应是新年之中的第一个节气，但由于“闰月”的存在，大约每隔三年，新一年的立春就会落入去年的腊月。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农历是阴阳合历，将太阳回归周期365.24天分为二十四个节气，用以反映大地上受太阳影响的物候变化；又以月亮的圆缺周期29.5天为一月，月相的变化就对应着日期的推移。但是月亮的12个圆缺周期合计354天，比太阳回归年少了11.25天，于是需要通过“置闰”来弥合阴历和阳历之间的年差。
将哪个月设置为闰月并非随意选取，而是通过节气在月份中的相对位置来决定。古代的历法学家将二十四节气分为十二个“节气”与十二个“中气”，如果某个月出现只有节气而没有中气的情况，就将这个月定为闰月，“闰”字原本就是多余之月的意思。但是这样一来，中气与月份的对应是得到了保证，节气与月份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具体来说，就是从闰月开始，接下来每个月的节气都会跑到上个月的末尾去。所以只要是置闰的年份，这一年的年底就会出现腊月立春的情况。
学界历来对于王湾《江南意》的写作时间争论纷纭，如果我们结合立春与年节的相对位置，便可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推证。诗人王湾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生平资料，新旧《唐书》都没有为他专门立传，我们只能通过《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中的只言片语，得知他在开元元年（713）进士及第（一说为先天元年），在开元五年（718）以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主簿的身份来到洛阳参加编校群书的工作。唐代士子参加科举中第之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一般还要经过几年“守选”才能授官，王湾漫游江南应该就是在中举后、授官前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开元元年到开元五年之间。我们根据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至玄宗开元十六载（728）行用的麟德甲子元历，结合今人黄一农制作的唐《麟德历》表，可以发现开元二年（714）闰二月、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这两个年份都出现了腊月立春的情况。
这两个年份中，《江南意》写于开元二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此年在唐代的政治时间中是极其特殊的一年，玄宗的“开元之治”事实上就是以此年为开端。先天元年（712）登极之初，玄宗一度受到太上皇睿宗和太平公主的压制，甚至差一点成为“废帝”。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玄宗才通过政变取得了王朝的实际掌控权，于当年十二月改年号为“开元”，但在岁暮的一个月中，他还来不及向天下彰示这次改元的革新意义。
开元二年才是“玄宗时代”真正的起始之年。这一年中，玄宗有意通过种种象征性举措来凸显这个政治新纪元的独特意义。他命人拆去了武后铸造的“天枢”和韦后建造的“石台”，还在长安城中建起了两座新的地标性建筑——“勤政务本楼”与“花萼相辉楼”，向天下昭示“开元”的革新意味。一整年中，朝野上下都被这种“辞旧迎新”的氛围感染，许多臣子也试图抓住这次改元的东风，进献“祥瑞之兆”。比如这一年二月初一“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进献《豫州鼎铭》，这篇据传为武后所制的铭文中竟然写着“上玄降鉴，方建隆基”。这些征兆都被视为玄宗李隆基受命于天的“符应”，宰相姚崇也立刻进表称贺，并在玄宗的默许下“书之史册”“颁告中外”。
对于这种时代氛围，新登科的进士王湾不会没有感知。我们可以回看题为《江南意》的诗篇内容，首联“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的意思是，在王湾的家乡洛阳，立春时节的景象尚且是“枯树无枝可寄花”，而在南国的江上，“东风解冻”“鸿雁来”这些本应属于季春之月的物候，却在除夕之前便已撞入诗人眼帘。腊月立春唤醒了王湾在时间秩序上的敏感，他眼前的江上之“春”本是切实可感的物候信息，而即将到来的“新年”则是政治性的时间概念，王湾或许正是在开元二年感受到了自然之春与政治之春的到来，所以选择以一种颇具颂圣色彩的笔调收束全篇——
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
此处的“气象”，既是自然气象，也指政治气象。《江南意》最早收录在天宝末年成书的诗歌选集《河岳英灵集》中，这部集子的选诗上限“起甲寅（714）”，刚好就是开元二年，而且王湾这趟旅行途径的“北固山”，就在此书编者殷璠的家乡润州境内，可以推断殷璠所录《江南意》就是王湾写下的初稿。当时的王湾不仅对自己北归之后的授官前途充满信心，而且坚信盛世气象已经降临在这个新的纪元，于是他将这份青春的热情代入到对时代的讴歌之中，将“立春”与“新年”这两种时间系统的更迭、“江春”所透露出的南北季候之异，巧妙地剪裁进诗句，从而在寻常春意中锤炼出盛唐气象。
在开元盛世，这份乐观与积极的心态并不独属王湾一人，它更是一种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时代氛围。开元十一年（723）的春天，57岁的张说以中书令的身份获掌中央行政机构“政事堂”，手题王湾诗句于政事堂，应当就是在此次拜相之后。上任之初，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开启了唐代三省制度的新局面。张说对“政事堂”这个政务中心的改革举措也提示我们，他题写“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作为一时“楷式”，应当同样具有开启政务新纪元的特殊意味。
张说是一位十分擅长运用文学艺术来彰显政治主张的宰相，张九龄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就有过这样的“盖棺定论”：“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张说以新任宰相的身份选出王湾这首创作于特殊时间节点、表现了特殊时空信息的诗歌，既是对于中书门下这一团队在风气上的提振，也是在向玄宗表达自己投身于盛世建设的决心。
围绕“腊月立春”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王湾笔下的“江春入旧年”奏响了盛唐气象的先声，而随后张说又将这种气象融入实际的行政改革，从而推动了开元极盛之世的到来。
2024年的立春与王湾当年所处的时节十分相似，本应属于甲辰龙年的立春，落在了癸卯年底的腊月廿五日，新一年的春日在除夕之前便早早到来。处在这个新春与旧年交替的日子，我们更能够代入到王湾写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时的心境之中，在岁时的轮转中感受这份宏阔的盛唐胸襟与积极向前的青春之气。
（作者：邢乐萌，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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