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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中，春节才是新一年的真正开端。这种习惯是在过去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养成的。而奠定这一民族习惯的，是大史家司马迁。
敬授民时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已故父亲的职位，正式成为西汉王朝的太史令。
事实上，西汉的太史令是天文官，相当于汉王朝的皇家天文台台长。不论天文、历法，还是占星、候气（预测节气变化），都归太史令管。因此，写作《史记》只能算是司马迁的“副业”，规划好王朝的历法，才是他的首要任务。
今天，我们随便打开一部手机，就能准确知道自己所处的日期和时间，精确到秒。但这在古代却是极难实现的事情。在春秋时期，就有过一个“绛县老人”的故事。
公元前543年的一天，晋国的国君夫人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宴请参加某大型工程建设的劳工们。结果，席间，人们发现了一位老者，看起来年纪很大，不像是能参加工程建设的人。因为，古代征发劳役也有年龄限制，一般六十岁以上就不需要应征了。因此，负责宴会的官员便去盘问他的年龄。
老人也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他说：“我是一个平民，平时接触不到日历，因此，不了解现在是哪一年，也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我只会数日子。”普通人没有历法知识，可以数日子。老人说：“我从出生到现在，已经度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最后这个甲子还没过完，过了三分之一。”
这里说的“甲子”，是指“干支纪日法”。将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互相组合，一个周期有六十天，叫作“一甲子”。老人说他总共过了四百四十四又三分之一个甲子，那就是26660天。在场的官员们听了，个个目瞪口呆，谁也没法把这个天数换算成年，算出老人的年龄。
中国的传统历法不同于今天的公历。公历一年365天，闰年366天，每四年一个闰年，非常有规律性。传统的中国历法，平年12个月，354天；闰年13个月，384天；闰年的分布还不规律。因此，在当时，非专业人士都算不出来这位老爷子到底哪年生的、多大年纪。官员们没办法，只好求助于朝廷上最有学问的专家。
最后，满朝中，能就这个问题发言的只有三人，其中一位是有名的音乐家师旷，一位是晋国大夫士文伯，还有一位叫史赵，是司马迁的同行——史官。他们算来算去，终于算出这位老人家七十三岁了。原来，他是孤寡老人，没人赡养，才去应征参加劳役。这就是“绛县老人”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我们就能够知道，古代劳动人民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历法的。如果官府不向他们通报日期，他们往往弄不清楚“今夕是何年”，更别说弄清楚今夕是何月、何日了。
可是，劳动人民承担着绝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如果他们不知道年月日，分不清一年四季，就会耽误春种秋收。这就需要国家主持下的机构制定出历法，将一年四季精确的时间表通过各级政府下达到基层民间。这在古代就叫作“敬授民时”，即郑重地将历法交给百姓，使百姓知道时令变化，不误农时。这也是司马迁身为太史令的责任。
因此，司马迁一上任，就针对汉王朝当时的历法状况，提出了修订历法的建议，拉开了“太初改历”的序幕。
与民更始
“太初改历”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历法改革。司马迁之所以一上任就着手推动这项大工程，有科学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必要性。
从科学上讲，汉王朝自建立以来，采用的始终是秦朝的历法，叫作“颛顼历”，到司马迁的时代，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调整过了。
历法都是有误差的，长期不调整，误差就会积累放大。我们现行的公历也有误差，约每三千年误差会积累到多出一天。到时，需要人为减去多出的一天，抵消掉误差。古代历法误差更大，汉人用秦历，到司马迁的时代，误差已经很明显了。比如，日历上是月底三十或月初初一，可天上能看见月牙。这就会使得节令不准，贻误生产、妨碍生活。
从政治的角度讲，到司马迁的时代，历法也应该修订了。
制定历法是复杂尖端的学术工作，必须依靠国家的技术力量才能完成；然后再通过国家的行政渠道颁布给百姓。因此，历法代表了国家的权威。那么，如果历法不准确，影响了生产、生活，就会令百姓感到困惑，有损国家的威信。
而且，历法也是一种文化符号。自古以来，一个新政权建立，都要作一系列符号的变革。这些措施在古代有专门的术语，叫作“改正朔，易服色”。
“正朔”，“正”是“正月”，每年的第一个月；“朔”是“朔日”，每月的第一天。“改正朔”就是在一个新王朝建立时，重新制定历法，规定一年起始于哪一天，设定新的岁首；“易服色”就是改变服装的颜色、款式等。这些措施综合在一起，就叫“与民更始”，意思是新政权带领百姓开启新的纪元，生活从此全面更新。
司马迁一当上太史令，就联合几位同僚上书朝廷，倡议改革历法，希望通过制定一部新的历法，彰显出汉王朝的新气象。
于是，汉武帝召开了一次会议，主持者、参加者都是当时重要的经师、学者。会议对司马迁等人的提议进行了论证。最后，朝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改革历法。同时决定，这次历法改革就由司马迁来主持。
太初改历
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年，汉王朝开始了建国百年以来的第一次历法改革。
当时，朝廷集中了一批学术精英，组建起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改历班子，其中包括著名的占星家唐都、出身于巴蜀民间的历算家落下闳，还有其他从官员中和民间选拔的治历者。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是精通数学的历算家邓平，而掌握全局、协调各方的总主持人，就是司马迁。
事实证明，司马迁是一位称职的学术组织者。在他的主持下，用了一年左右，大家制定出一部全新的历法。通过实际观测发现，实测数据和推算历法对得上，证明了新历法的有效性。于是，汉武帝下令，将新历法颁行全国，同时，改年号为“太初”，这一年就叫作“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新颁行的历法就被称为“太初历”。
“太初”的字面意思是“开始”。“太初”的“太”强调这个“开始”是“最开始”“一切的开始”，犹如宇宙万有、万事万物的“总开端”。
在科学上，它修正了旧历法在长期沿用中积累的误差，在技术上也有一些革新。但“太初改历”真正的开创意义主要在政治和文化上。
这部新历法对汉王朝统一治理国家非常重要。因为，统一王朝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统一，还意味着时间的统一。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如果服从中央王朝的领导，就称为“奉正朔”，即指奉行与中央相同的历法。
在战国时代，列国各自为政，都有自己的历法。这意味着，列国各有各的时间表，本国的一月，可能是别国的二月、三月。因此，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之后，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颁布《颛顼历》，统一了全天下的历法。
到汉朝建立，一时无暇顾及制历这类复杂的科学工作，只好暂时沿用秦朝的《颛顼历》。
直到《太初历》制定出来并颁行全国，汉王朝才拿出了不同于前代的时间管理方案，实现了天下在新历法基础上的统一。
行夏之时
“太初改历”在文化上的影响更为深远，不夸张地说，它的影响到今天还在持续。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定了以农历正月为岁首。这曾经是孔子的理想。孔子曾说，要治理好国家，就应该“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即“采用夏朝的历法”，就是指以今天的农历正月——也就是二十四节气中“雨水”所在的月份为岁首。
孔子的主张有深刻的科学依据。因为，夏朝历法规定正月在雨水节气，正是早春时节，以此月为一年开端，那么，一年的十二个月就会被规整地切分为四个单元：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
在古代社会，由于科技、经济条件限制，普通百姓不可能家家有日历。那么，以春天的第一个月为岁首，只要告诉他正月所在，普通农人都可以根据月圆月缺自行推算，每三个月更换一个季节，非常容易掌握。这样，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不容易延误。所以，夏历对农民和农业生产是非常友好的。孔子早在春秋时代就提出“行夏之时”的主张，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特有生活方式的深刻理解。
但是，孔子的理想却长期没有成为现实。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纷争，各自为政，各用各的历法。等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颁布了《颛顼历》，规定以“小雪”所在的月份为岁首，也就是以今天农历的孟冬十月为岁首。
历法以孟冬十月为岁首，这意味着开年第一个季节是冬季。这个时候，天正寒，风正紧，百姓刚忙完秋收，却已经进入新一年，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接下来的三个月，从立冬到冬至，从冬至到大寒，天气越来越冷，白昼越来越短，人也冻得缩手缩脚，动力不足，想要休息，可是，历法却在催促人们：“已经是新的一年了，万象更新，怎么能缩手缩脚呢？赶紧开工吧！”
历法就是一个国家的作息表。以孟冬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代表了秦人积极进取、吃苦耐劳的作风。在战国时代，秦国人能够以比较落后的文化后来居上，扫平六国，统一天下，跟这种风格不无关系。但是，这种作风的缺点在于，生活节奏过于紧张，政令过于急迫，使百姓疲于奔命，从而也使社会缺乏温情和凝聚力。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代，天下一统，社会繁荣，司马迁和参与太初改历的历法专家们决定修改这套让人精神紧张、疲惫的全国人民作息表。他们就以孔子的主张为蓝图，制定了更符合农业社会需要的《太初历》，实现了“行夏之时”的理想。
自从“太初改历”之后，以雨水所在的月份为正月岁首，就成为中国传统历法的一项基本标准，被代代传承，直到今天。这也是至今我们的农历依然被叫作“夏历”的原因。我们农历的春节，到现在还是全体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华人最隆重的节日，这在两千一百年前太初改历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基础。
而这种“行夏之时”的习惯，也在两千年的岁月长河中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生物钟。我们的生活节奏是，秋收完毕，有一个长达三个月的冬季农闲时节，老百姓可以猫猫冬，可以优哉游哉地修修房子、走走亲戚、拜拜祖先、养养身体。等到三个月之后，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再精神饱满、从容不迫地开始新一年的劳动和建设，由此，也养成了我们平和从容、重视亲情、顺天而动、乐天自足的民族性格。
（作者：张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百家讲坛”《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节目主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