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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者说】
收到《汤一介 乐黛云：人生三书》之后，我一直在慢慢品读。之所以读得慢，一是因为这三本小书经得起反复品读和仔细揣摩，另外因为编选的文章和小开本的装帧形式很方便阅读，在略有空闲的场合随时都可以打开看上一两篇。这套丛书挑选的不是汤一介和乐黛云的大部头学术文章，而是比较短小精悍，且与人生、治学、中国文化和人文素养等话题相关的随笔、散文或论文。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章的分量轻或学术思想不深刻。相反，这些文章都是他们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用非常朴素自然的语言，给出的一些基本判断和思想结论。而这些判断和结论，是我们做了很多材料、写了很多学术性论文，也未必能写得出来的，这和两位老师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和思想境界有关。可以说这是三本深入而浅出的书，形式轻快，文风质朴，但话题和内容却深刻而重要，使我读后收获甚多。普通读者不需要有专业的门槛就可以阅读并理解这套书的内容和话题。同时，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结合“人生”或“人文”这样的主题重读时，也会对书中看起来非常朴素的结论和判断，产生新的感悟和启发。能达到这样雅俗共赏的化境，是真正的大师境界。
这三本书把主题定位在“人生”，阅读中，可以看到两位老先生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如何思考、如何回答一些根本性的人文问题。两位老师作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可以说历经沧桑，同时又非常有智慧，他们始终在自觉地思考有关人生的大问题。汤老师是做哲学研究的，他的很多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中国学者自古以来，不仅把哲学看成一种“知识”的对象，而且是一种提升人生境界的学问。
书的扉页上，是乐老师于2023年5月写的三段话。她提到汤老师常说，“人应该学会‘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生活，‘在非有非无之间’找寻‘自我’”；关于她自己，乐老师则说：“我个人在时运好转时不曾狂傲膨胀，跌落低谷时从不自暴自弃。我知道存在荒谬，却不靠近虚无。”我认为，这才是显示这套丛书最有厚度和深度的两句话。汤老师和乐老师都是非常乐观和温厚的人。但他们的乐观、通达，并非因为人生之路始终顺畅，而是在很多苦难、矛盾、虚无的挣扎中，他们达到了人生的化境，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并直面人生最根本的问题。
这三本书所呈现的思想非常适合在今天阅读，可以说，它们具有21世纪颇为鲜明的当代性，因为他们的思想打通了诸多重要关节点，两位学者可能不是一辈子钻研一门专精高深学问的大学问家，可他们就像一座桥梁，把很多曾经在20世纪隔绝、冲突甚至对立的因素会通在了一起。“会通”是一个相对准确的词语，我们今天常常需要面对的几组关系，包括古和今、中和西、文史哲，还有书斋和社会，两位老师用他们一生的实践和思考，搭起了一座会通的桥梁，由此形成的基本思想格局，经由这套丛书一直联通到当下。
承接古今
乐老师和汤老师年轻的时候，绝对都是“现代派”，都喜欢读西方的文学、哲学，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汤老师做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乐老师则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到80年代，乐老师在最早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在北京大学创设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所，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开拓者，但她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研究“学衡派”这个曾被视为保守主义的现代文学与思想流派；而汤老师最先研究的是魏晋玄学，接着筹建中国文化书院，做儒学研究又超越儒学而融通包含了道家、佛学的中国文化，晚年他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编纂《儒藏》这个浩大的工程。我看到数据很惊讶，参与这项工程的人数最多时达到500人。只有真正的大师能够把这么多人团结在一起，中外所有的儒家经典，都能会通在一起。
有人会觉得乐老师和汤老师的晚年有点像保守主义，他们谈传统，谈中华文化复兴，谈新轴心时代等。他们是从20世纪最核心之处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他们对“古”和“今”关系的理解，是在“反本开新”这个基本思路上展开的，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到21世纪的“国学热”，他们考虑的都是如何铄古铸今，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会通到今天。而在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下中国发展的关系这一点上，随着21世纪的展开，我们才看得越来越清楚。可以说，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许多基本问题，都是在“承接古今，会通中西”这个平台上展开的。
跨越中西
关于中与西的关系，汤老师在文章中提出，应该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外再加上一句“会东西之学”，如此才能“成一家之言”。这个特点在乐老师身上体现得更明显。乐老师开拓的比较文学这个新兴学科，本身就是在中西之间做比较和会通的工作。我对她提到的一个说法很感兴趣，她认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影响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平行研究，第三个阶段是跨文化研究。21世纪以来的这些年，乐老师一直在持续推进跨文化交流和研究。直到现在，她担任主编的《跨文化对话》仍在一期一期地推出。乐老师和汤老师谈中国文化思想，并不是中国本位主义，相反，他们始终具有开放性的视野，认为只有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格局中才有真正的未来。可以说，从比较文学到跨文化研究，显示的正是从中西会通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21世纪当代性视野。
因《儒藏》的影响，或许很多人觉得汤一介是以文献编纂和整理见长。读完这三本小书，我觉得他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史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并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和问题谱系。同样研究中国哲学史，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和汤老师的中国哲学研究放在一起阅读时，就可以看出他的特点。汤老师的学问看起来有点平淡，因为他总是首先梳理出已有的研究，然后用严谨的逻辑给出总结和判断，进行概括提炼，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向前推进。这种研究方式是特别需要功力的。自认为功底不错、有才华的大家，喜欢凭一己之力去创立一个“体系”，但汤老师却带有“集大成”的特点。他提出三个“接着讲”，即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个脉络上进行会通和创新。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史上一座会通古今中西的桥梁，通向的是21世纪的今天。
会通文史哲
另外一个“会通”，也是三本小书编辑巧妙的地方，可以说是文史哲的会通。之前编选的汤乐两位老师的著作，包括《汤一介集》和正在编辑的《乐黛云集》，以及关于他们著作的讨论，都是分开的。中文系和外文系的研究者谈乐老师的书，哲学系的研究者谈汤老师的书。但是这三本小书却把两者放在一起编选，两人各一本，另加一本合集，因而呈现出了另一番格局。汤老师和乐老师是著名的学术夫妻，是许多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同时也是一对天作之合的学术伙伴。读这套丛书，会很清晰地发现他们的文章和观点是有密切的呼应关系的，他们的立场和基本问题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展开。这是两个人思想的会通，是哲学与文学这两个学科的会通。但虽“通”却“不同”，可以说是“和而不同”的生动展现。
这种会通，也是两位老师的自觉追求。他们虽然置身于现代学科体系中，但他们的研究和思想却从未局限于具体的专业领域或学科，而总是保持着对总体性问题的持续思考。汤老师采用的说法，是真善美的统一。我以前认为这种说法有点太旧了，这次仔细读文章，发现他的说法和我们一般了解的柏拉图意义上的真善美之说并不一样。他说哲学是求真的，求的是宇宙人生的“真”；文学是求宇宙人生的“美”，那么历史应该求什么？他说是求人类社会的“善”。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们更想看的不是时尚的理论和概念，而是要看这种判断是不是直接逼近问题本身。汤老师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在回答有关哲学、文学、历史研究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真”意味着直面人如何理解与宇宙（天、自然）、与他人（仁）、与自我（身心）的关系，这种“真”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客观”，而是人生短暂却在自由与不自由、非有与非无之间生活的“事实”。看起来使用的是一些很朴素的语汇，道出的却是汤老师经过长久的思考得出的判断和达到的境界。从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分类传统来看，可以说哲学是“经”，文学是“子”，历史是“史”，而编纂《儒藏》无疑是“集”。只有把文、史、哲会通到一起，才能通过知识的整理研究进而回答根本性的人文问题。
因此我才想说“汤乐三书”具有21世纪的当代性，解答的是今天的我们需要直面的根本性人文问题。比如汤老师和乐老师也谈技术，谈科技的发展，同时会说科技的局限性和带来的人文问题，由此再来思考人文是什么。能“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同时“会东西之学”，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通”。
打通书斋与社会
最后，是书斋和社会之间的“会通”。汤乐两位老师不像陈寅恪、吴宓等那样，是纯粹的书斋学者，而是兼有学院知识分子与社会活动家的特点。我觉得这与他们是20世纪后半叶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有较大关系。汤老师1947年进入北大哲学系，乐老师1948年进入北大中文系，当时他们是激进的革命青年，曾热烈地向往革命，此后他们也受过很多苦，经受过许多人生的磨难，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年过半百的时候才开始专注于学术。其间有许多磨难、痛苦、挫折和损耗，但也应该说，或许正是这一段历史，造就了一般的学院学者所不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实践能力、组织能力，一种打通书斋和社会的能力。他们投身于自己热爱的学术，同时充分发挥了实践者和活动家的组织功能。这一方面是因为那种“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责任感，也有前三十年积累的组织能力和经验。纯粹的书斋学者，要组织《儒藏》这样的大工程，要筹建一座书院、拓展一个新的学科方向，恐怕即便有心也会无力吧。
两位老师最了不起的是他们的晚年。人的一生，可能在年轻时的某些时刻因缘际会，被时代之光照亮，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时过境迁就常身不由己。人生最难的是晚年，因为这时人生之“真”常被看破，名利之心减弱，没有真正的“赤子之心”，很难保持求善求美的持续探索。两位老师晚年体悟到的人生高境界，才是他们不断地求索于己、于人乃至整个人类需要直面的根本问题的真正动力。也正是因为这种持续的探索和实践，我在这套小丛书中感受到了真正具有21世纪当代性特点的思想格局，因为他们打通了那些曾是20世纪中国基本难题的核心关节，搭建起了一个会通古今、中西、人文的高平台，让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上思考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并在他们开创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作者：贺桂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