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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4年01月26日 星期五

    作家的酒趣

    作者:李玉辉 《光明日报》( 2024年01月26日 16版)

      【文人雅事】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写道:“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这印象与郁达夫所记述的差不多:“他(指鲁迅)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口。”关于鲁迅喝何种酒,萧红说:“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郁达夫说得更详细:“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不多。”鲁迅说:“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有喝醉过……”

      在给杨晦的信中,诗人冯至写自己与郁达夫喝酒的场景,诗意十足,“他约我到他家喝了一点白干。归来正是斜阳淡染林梢,新月如眉,醺醺欲醉了!”冯至也曾泡过酒馆。在哈尔滨,有一段时间里,“泡酒馆几乎成为他每天晚间的功课”。在给杨晦的信中,冯至写道:“有时同纯璞于夜半到街上酒馆中喝一点酒。酒中总是谈到京津的友人;这样地度着北地的冬天的长夜。”冯至在《北游及其他》的序中写道:“雪渐渐地多了,地渐渐地白了,夜渐渐地长了,便不能不跑到山东人的酒店里去喝他们家乡的清酒。”

      独酌是寂寞的,喝酒,人一多就热闹了。20世纪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在校长杨振声的主持下,邀请大批文学家、学者任教,可谓群贤毕至,极一时之盛。梁实秋在《酒中八仙——记青岛旧游》一文中,写到了国立青岛大学的“酒中八仙”。当时的青岛情调枯寂,“故每逢周末,辄聚饮于酒楼,得放浪形骸之乐”。酒量是“每夕以罄一坛为度”,酒具是“大大的浅浅的”酒碗,喝法是“一口一大碗,痛快淋漓”。酒酣后醒酒则用“一大碗酸辣鱼汤”。除了梁实秋外,席上的作家尚有“身裁修伟”“蕴藉风流”的杨振声,“痛饮酒,熟读离骚”的闻一多,“有咏雪才”“冲淡朴素”的方令孺。

      学者兼诗人朱自清也有醉酒的时候,酒后甚至大讲英语。他还在日记中告诫自己,“以后饮酒不可过量,戒之”。朱自清日记中还记载过朱光潜的酒量。1941年2月7日,朱自清参加冯玉祥将军的晚餐会,“我们在盛开的梅花树下用餐,阳光融融,温暖宜人”,当日朱光潜也参加了宴会,日记写道:“遇孟实(朱光潜字),发现他酒量甚大,较我尤能豪饮。”1943年10月23日,朱自清参加了冯至夫妇在西语楼举办的宴会,当日日记中写道:“冯酒量甚大,给人以‘罐子’之感。”

      在严文井的笔下,住在北京胡同里的赵树理常有小酒相伴。“他爱酒,但量不大。他常上胡同口一家小酒馆里独酌。好几次他很得意地对我说,‘今天晚饭又是三菜一汤’。不待我问,他就道出了那‘三菜’:一为花生仁,二为豆腐干,三为蒜肠。诸如此类。只是我忘了那‘一汤’是什么,不外‘二锅头’或别的什么酒。”

      诗人、翻译家穆旦也饮酒,在巫宁坤的印象里,“良铮爱喝一杯,但从来不过量,有时他特地骑车到官银号一家老店去买一些酱牛肉之类的酒菜,捎来我家小饮。三杯两盏下肚,海阔天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晚年时,穆旦“每天饮一点酒,但不多”。有时候,穆旦会和他的小诗友郭保卫喝上几杯。在东村70号昏暗的平房里。穆旦曾说过:“我喝一杯酒,可以清醒一下了。”于是,架着拐的穆旦指挥郭保卫炸了花生米,“炸熟了花生米,又取出两个杯子,我们隔桌而坐对酌起来。他虽未多饮,但他那边饮边聊的喜悦之情,激励着他,感染着我,也洋溢在那已经昏暗了的小屋里。”穆旦在《冬》一诗中写道:“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台静农常言:“痛饮酒,谈离骚,可为名士。”这话闻一多也说过,不知谁先谁后。台氏也是好酒之人,能得酒中趣,劝酒也是有一套说辞,往往以酒能祛暑劝人夏日饮酒,又以酒能御寒劝人冬日饮酒。又常常引用一句名言:“喝酒往往不要命。”不过,喝酒无碍台氏米寿而卒。所谓“小酌怡情,大饮伤身”,此物虽可爱,不可不慎之。

      (作者:李玉辉,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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