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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外溢，掀起红海险浪。
1月3日，美国和其他12个国家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向胡塞武装发出警告，如果继续威胁红海海域安全，该组织将承担后果。不过，这并未吓退胡塞武装，反而促使其选择以更加强硬的行动作为回应。仅仅一天后，胡塞武装在红海上引爆了一艘满载炸药的无人艇，当时该无人艇距离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仅几英里。
在也门打了数十年内战的胡塞武装，因为近期与美国针锋相对，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拒绝“边缘化”的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是也门国内什叶派武装组织，从成立之初起就有鲜明的教派色彩，目的是复兴什叶派的五伊玛目宗（即宰德派）。1962年，北也门“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玛目统治后，使得从9世纪起长期统治北也门的宰德派逐渐边缘化。同时，得到沙特支持的萨拉菲主义和瓦哈比主义也不断加紧渗透。为了复兴宰德派、对抗沙特的影响，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1992年，在也门北部萨达省，宰德派成立了“青年信仰者”组织，即胡塞武装的前身。
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胡塞武装日益激进，不满也门政府与美国的反恐合作，开始宣传反美和反以主张，与也门政府发生了对立冲突。2004年9月，“青年信仰者”创立者侯赛因·胡塞被政府军打死，“青年信仰者”随后改名为“胡塞人”，即现在的胡塞武装，并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与其他也门政治势力一起将政治强人萨利赫推翻。但哈迪政府上台后，胡塞武装也未能获得足够的利益，在过渡政府中未得一席，于是又起来反对哈迪政府，于2014年攻占首都萨那，并引发沙特联军的干预，酿成地区冲突。
胡塞武装的政治目标不是非常清晰，虽然具有反美反以的一面，但考虑到什叶派只占也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最终政治目标未必是想效仿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是在也门政治格局中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2011年，胡塞武装就参与了全国和平对话，要求在新政府中获得更多权力，改变宰德派部落长期在政治、经济领域被边缘化的局面。
此间有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伊朗的暗中支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丽安·沃森称，美国“知道伊朗深度参与策划对红海商船的行动”，伊朗自2015年以来不断向胡塞武装运送导弹等武器，“没有伊朗的援助，胡塞武装很难有效追踪和打击商船”。但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胡塞武装与伊朗的关系并非如外界所猜测的那么紧密，虽然都属于什叶派，但宗派不同，伊朗是十二伊玛目宗。胡塞武装只是把伊朗视为反抗西方国家的榜样，并不受伊朗军方或宗教领袖的指导。
美以疲于应对低成本袭扰
在中东地区，除胡塞武装外，这类非国家行为体还有不少，包括哈马斯、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这些中东非国家行为体在与美国、以色列等发生军事对抗时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非对称性的成本和高机动性的行动，使得后者难以凭借军事优势进行全方位防御并获得绝对安全保障。
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本以为固若金汤的隔离墙，在哈马斯机动多样化袭击下不堪一击。而且，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每拦截一枚哈马斯800美元低成本的火箭弹就要花费约4万美元，该防空系统高昂的成本引发了以色列民众对政府安全政策的质疑。
同样，拥有航空母舰的美国，也不得不以价值200万美元的导弹打击胡塞武装2000美元的一次性无人机和2万美元的高版无人机。显然，这种“大炮打蚊子”式的防守政策性价比太低，长期来看无法承受。即便要主动进攻，实际效果也比较有限。
目前，胡塞武装达数十万人，拥有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控制着也门多个地区，包括首都萨那和红海港口荷台达，其武装行动能力直达曼德海峡和红海海域。自2023年12月19日以来，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无人机、快艇和直升机，对红海海域船只发动了至少24次袭击。胡塞武装明确宣称，所有由以色列公司拥有或运营，并悬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计划持续阻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的航行，直至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由此引发的红海航运危机，导致全球多家航运公司暂停或取消了经由红海的亚欧航线，绕道非洲南部的好望角。
当前，美国虽然已联合多国组建所谓“红海护航联盟”，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国家提供舰艇和其他协助，许多国家只是象征性派遣了少数人员：意大利国防部明确表示派遣本国护卫舰前往红海与该联盟无关，西班牙表示不会单方面参与美国主导的红海行动，荷兰表示将派遣2名参谋人员，挪威表示将派出10名海军官员前往巴林。
近年来，美国对叙利亚、伊拉克亲伊朗力量的打击，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攻击以及沙特大规模空袭胡塞武装都没有起到预想中的威慑作用。此外，一旦美国对胡塞武装实施攻击，即使伊朗不亲自下场，中东“抵抗轴心”中反西方或反以色列民兵组织的回击也有可能把美国拖回其本欲实现战略收缩的中东地区，有悖美国“大国竞争”的国家安全战略方向。这也决定了美国在红海进一步开展军事行动的意愿较低，不太可能为此对胡塞武装大打出手。事实上，在击沉胡塞武装3艘小艇后，美国就表现谨慎，一再表示是“出于自卫”。
以战止战难解中东安全困局
巴以新一轮冲突引发的红海危机，也反映了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绝非单一的军事手段可以解决，需要基于治本考虑的综合治理。
从源头看，地区热点问题必须得到有效持久的解决。这次胡塞武装掀起红海险浪，不仅是为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出头，也与久拖不决的也门问题有关。一方面，胡塞武装希望由此巩固其在“抵抗轴心”中的地位，赢得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进一步支持。另一方面，此举有助于提振其在也门民众中的支持率，增强其在与沙特谈判中的影响力，以便在未来也门政局走向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当前，也门问题正处于关键节点，红海局势的紧张，为推进也门政治进程带来了新的挑战，给本已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
值得肯定的是，沙特等地区主要国家未加入美国领导的护航联盟，坚持与胡塞武装和平谈判结束也门问题。同时，联合国也加大了调解力度。2023年12月23日，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发表声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和胡塞武装已承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停火，解除经济限制，并为恢复联合国主导的包容性谈判做准备。
从国际格局来看，域外大国不能从自身地缘政治私利出发，将中东安全问题工具化。美国为了在中东地区搞离岸平衡，实现战略利益最大化，将巴勒斯坦问题不断边缘化，是导致此次巴以冲突并外溢到红海地区的根本原因。任何将巴以问题边缘化的地区和平进程，不仅无法还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以公平正义，而且必然激发长期受压民众的一次次抗争，并可能走向暴力极端。而地区各种势力也会围绕这一问题形成立场分化和对立，甚至不惜采取武力措施。
为此，国际社会必须推动巴以问题重新回到中东问题的核心地位，将其置于国际议程优先位置。只有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寻求全面、公正、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地区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才能确保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安全畅通。
当前，积极推动在加沙地区尽快实现停火止战，缓解人道危机是当务之急。这次红海危机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军事行动的安全外溢，要解除红海危机，就必须立即解决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新的冲突已致加沙地带2.2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近6万人受伤。由于封锁导致援助物资短缺，致使40%的民众面临饥荒风险。如果离开这个方向而进一步打击胡塞武装，不仅不会让红海平静，甚至可能将中东其他地区和力量拖入冲突与战乱之中，造成整个中东地区的大动荡。
（作者：王健，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