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反哺“文学”

  百回本《西游记》的现代学术价值，主要是通过胡适、鲁迅及后代学人的不断努力而逐步确立的。但无论审美批评、文化阐释，还是作家、版本考证，抑或成书、影响研究，其前提都是确立、维护、突出百回本的中心地位。在此前文献资料相对匮乏的时期，学者聚焦百回本，深度挖掘其文学史、小说学内涵，是必要（也是必然）的选择；而当越来越多“西游故事”被发现、整理，此前立足于“终极文本”的研究路径，便越来越趋于窄化。这一点，早在胡胜、赵毓龙两位教授辑校《西游戏曲集》《西游说唱集》时，就已比较清晰地体现出来。

  在百回本研究趋于饱和的今天，跳出历史与文本的拘囿，将目光转移至更为丰富而灵动的“西游故事”，已成为未来西游学研究的新拐点。正如赵鹏程《从“文献”深入“文化”——从〈西游说唱集〉把脉西游学研究新动向》所言，从《西游戏曲集》到《西游说唱集》，体现出整理者对文献“深度整理”的功力，更揭橥“西游故事本位”新格局的研究前景，这场“文献”与“文化”的对话，“正为‘西游故事’研究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思路”。而现在，胡胜教授新著《〈西游记〉与西游故事的传播、演化》付梓，我们终于可以随之进入那个由丰富而灵动的故事聚合成的“西游世界”，看到“新思路”的清晰轮廓：接续由“文献”深入“文化”的对话，实现以“文化”反哺“文学”的转向。

  以往，讨论百回本的传播与衍变，学界主要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等“前文本”着眼，根据故事框架的变化，梳理出一条线性的文本递变线索。这一思路无疑是有效的，但过于强调故事框架的赓续与变化，认为百回本是基于作者对先前旧本的增删与再造而形成的，却于无形中高估甚至锁定了百回本的能动作用。本书第一部分的论述则提醒我们，这种能动作用其实是有限的，而且也不应该被捆绑于故事框架的表层因革。

  称其“有限”，是因为著者围绕百回本展开的宗教、版本、文化等多维观照，足以证明：百回本的定型绝不限于作者对旧有文本经验的延续，“西游故事”的传播与衍变也绝非只有“文本再造”这一文学史固定渠道。况且，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正是散落于“前文本”之外的、纷繁多样的“西游故事”，影响了百回本作者的成书观念与创作选择。

  而强调对文本内容的“解绑”，则意指著者深入文本而兼及文化学术视野与研究格局。这种特点，尤其凸显于对孙悟空与猪八戒形象重塑、铁扇公主形象演变，以及女儿国与《心经》在成书过程中“变迁”的考察。这些考察秉持以小见大的研究思路，在芥子须弥中另辟一方天地，其重心不再是故事框架的纵向变化，而是百回本《西游记》中的人物、情节与叙述细节的纵横交叉的变化，以及隐藏在这些变化背后的文化意涵。这不仅客观上肯定了百回本作者的艺术成就，更为《西游记》成书提供了另一种更贴近历史实际的可能。

  同时，本书还极为看重“伴随文本”的学术价值，即隐藏于百回本之后、之外以及边缘，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西游故事”构成、演化，广义上各种形式的“文化符号系统”。这集中体现于第二部分，即从地域文化与信仰角度，对“西游故事”之变迁与文化取向展开的考察。如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常熟地区“唐僧出身”宝卷，以及新见《西游记》故事画等地方文献，这些滋养于多方文化土壤、散落在民间不同地域，野蛮生长而又不为人所重视的“伴随文本”，都被著者以独到的“跨文本”眼光，有机纳入“西游故事”本位的整体研究格局中。

  需要注意，分开看，每部“伴随文本”的理论视点都是相对独立的，它们分别落实于人物形象的民间演化，情节内容的民间重构，或“故事”本身的民间阐释。但如若以百回本为参照系，抽丝剥茧，将其进一步整合，则不难看出，不同地域文化系统的“西游故事”之间，其实暗含千丝万缕的联系。

  进一步提炼、穿插、编织这些联系，便更能明晰：这些绾结戏曲、说唱、图像等多种媒介形式的故事系统，都导向“西游故事”的原生生态，黏着于“西游故事”的演化实际，又与百回本的演化轨迹交叉、并行、碰撞，最终反哺于“西游”研究，形成一种同频共振的“开放的西游学”研究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个体系是与著者一直提倡的“跨文本”研究视野相辅相成的。换言之，也正是因为“跨文本”视野，“西游故事”各种形式的“变身”与“迭换”，才能在“西游学”研究中得到真正的“解放”，其背后所隐藏的文学现象和文化面向才能被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来——这在揭示“西游故事”发生、衍变真实面貌的同时，也很可能会反向推动我们对百回本《西游记》文化、文献、文学价值的纵深性解读与全方位重估。

  另外，本书对百回本后世传播的考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第三部分，著者有意识地将考察视野聚焦于戏曲，通过对比两种《平顶山》剧本和《莲花会》《收八怪》等稀见西游戏，指出宫廷演戏与民间演戏在剧本设计、舞台设施、表演时空以及戏班规模等方面客观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以一种跨越文化审美阶层，沟通案头书写与场上表演的方式，找到“西游故事”至雅亦至俗的双向分流路径。而这条路径又不是笔直的，途中也分布许多岔路，岔路上同样有引人入胜的亮丽风景。如莆仙戏，无论其表演性还是故事性，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而且，其剧本主要被用作“科仪文”的发现，更揭示出传统“西游故事”被百回本遮蔽的祭祀与超度功能——这些功能，正是被百回本小说所弱化、芟薙的“杂质”。莆仙戏将其保留下来，成为我们反观百回本艺术面貌，发掘“西游故事”原生价值，重构“西游故事”演化路径的重要例证。

  当然，还需要指出，以上新见解、新命题的提出，固然是著者学术视野“下沉”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未致力于传统西游学研究，或疏于以文学史本位考据百回本的后世传播。实际上著者于此亦颇有建树，如对闽斋堂本《西游记》的讨论，便足以体现其版本比勘、考证的深厚功力，以及对“文献”与“文学”的通盘把握。

  总而言之，从《西游戏曲集》到《西游说唱集》，再到《〈西游记〉与西游故事的传播、演化》，胡胜教授凭借审慎的学养学风，深厚的文献功底，以及敏锐且严谨的理论意识，以跨文本、跨文化、跨地域的宏观视野，为当代西游学研究构建出文献、文化、文学三位一体，故事与文本齐头并进的独特学术体系。当然，这还只是开始，是“拐点”伸出的一根长长的“触角”，而“西游故事”整体图景的建构，则需要更多“触角”的共同支撑。

  （作者：冯伟，系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