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揭示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作用机制，畅通我国现阶段消费和投资循环存在的堵点，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1.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作用机制

  马克思主义的循环理论认为，经济循环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环节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生产决定交换、分配、消费，交换、分配、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四环节之间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循环是否畅通，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循环顺畅，物质产品会增加，社会财富会积聚，人民福祉会增进，国家实力会增强，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环节循环中，消费是其中的一环，但投资却没有显现出来。揭示消费和投资的循环关系，就需要明晰投资的内涵以确定投资在经济循环中的位置。首先，投资是将资本投入生产过程进行生产，因而属于生产范畴，与消费形成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其次，投资从事生产也是消费生产资料的过程，因而投资又具有消费的属性，投资本身就是消费的扩大，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以上对消费和投资相互关系的认识，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着以下基本特征或要求。

  第一，投资具有决定作用。首先，投资是消费和投资循环的首要推动力。依据生产决定消费的循环原理，投资什么和投资多少，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也就决定了能够消费什么和消费多少。因此，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了消费的规模和结构，消费规模的扩张取决于投资规模的扩张，消费结构是否能够顺利转换也取决于投资结构是否发生改变。其次，投资可以创造新的需求。新的投资，特别是新的固定资产投资，通常融入了新的科技创新成果。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把新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会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从而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提升，形成消费和投资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最后，投资可以扩大消费。投资不仅通过生产资料的消费直接增加消费，而且由于有一部分投资是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因而扩大投资就意味着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增加会有效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第二，投资必须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目的。实现消费和投资循环的畅通无阻，投资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必须符合消费者需求，才能够在市场上完成“惊险的跳跃”，形成投资—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这就要求，首先，投资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把满足消费者需求作为投资的基本依据，形成与消费者需求相一致的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投资就必须随之发生改变，形成新的投资结构，确保在再循环过程中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继续保持一致。其次，投资推动产业创新形成的新市场供给，也必须能够激发居民的新消费，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求动态平衡。这就要求科技创新必须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最后，作为消费属性的投资也必须符合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投资形成的生产资料消费，虽然可以在生产资料部类内部实现一定程度自我循环，但要使这种自我循环持续下去，最终还是要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保持平衡，也就是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保持基本平衡。

  第三，消费和投资必须守住稳增长的底线。消费和投资不同方向的变动，会形成消费和投资完全不同的互动循环。当投资扩大或消费扩大时，消费和投资会通过彼此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推动投资和消费的进一步扩大，形成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相反，如果投资下降或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和投资就会通过彼此之间的负向作用和反作用引起投资和消费的进一步下降，使消费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因此，要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就必须守住稳消费、稳投资的增长底线。

2.我国现阶段阻碍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堵点

  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是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之一。国内大循环发生堵点，表明我国消费和投资循环出现错位。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必须找准堵点，对症施策。

  消费和投资循环出现错位，从根本上讲，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从而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突出表现在：消费者对个性化、创意化、品质化、品牌化消费的需求上升，这就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品质革命，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高端化；消费者对服务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不断提高，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推进产业结构的服务化；数字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这就需要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智能化；健康消费、绿色消费的需求快速增长，这就需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绿色化；消费者对安全消费的需求快速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产业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等。

  居民消费结构的演进是随着居民收入增长自然而然形成的平滑过程，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依赖于科技创新及相关科技成果在生产经营中的广泛应用，是一个跳跃性的质变过程。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演进过程的不一致，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升级相对滞后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形成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的暂时性或阶段性错位，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决定了供求错位的持续时间。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对现有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下降，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行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化解产能过剩不能简单依靠扩大消费，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反而会进一步推动消费结构升级，造成更大程度上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因消费结构变化而形成的新消费需求在市场上无法得到有效满足，新消费需求要么被抑制，转为潜在的消费需求，要么转向海外购买进口产品，转为进口需求，这都会导致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

  综上，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解决供求错位、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关键。这就要求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发展现阶段，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

3.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首先，发挥投资对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作用。增加新的产业投资，特别是增加新领域新赛道的产业投资，既可以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激发居民潜在需求，替代进口需求，从而实现扩大内需，还可以发挥投资又是消费的功能，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既拉动生产消费需求又促进就业拉动居民消费需求。这样，新的产业投资就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效果，形成扩大内需的强大动力。增加新的产业投资，一是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更新改造投资，特别是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增加产品品种的丰富度，提升产品品质的满意度和增强产品品牌的认可度，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二是加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尤其应加快服务业向民企和外企的开放，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等要素向服务业集聚，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激发居民的文化消费、健康消费、体育消费、旅游消费、养老消费、育幼消费等。三是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推动全社会对数字经济的投资，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培育壮大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四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投资，推动新技术新工艺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提效率、降成本、增效益，以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激发居民消费需求。

  其次，发挥扩大有效需求的协同作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以超大规模市场为支撑强力推进。其一，超大规模市场能够对投资形成巨大吸引力。通过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可以实现稳投资、稳就业、稳增长，从而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市场规模，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其二，超大规模市场有助于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超大规模市场可以有效拉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细化，形成对科技创新的巨大需求。超大规模市场还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广阔应用场景，通过分摊科技创新成本和获取丰厚市场回报，形成对科技创新的有效激励。其三，超大规模市场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充分利用全球要素资源特别是科技资源，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资源具有强大吸引力和集聚力，有助于我国整合全球资源弥补短板，形成发展合力。

  最后，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作用。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必须破除一切阻碍形成良性循环的体制机制。这就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强化产权明晰和产权保护，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培育要素市场，增加居民要素收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充分利用好财政政策空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赋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作者：黄泰岩，系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