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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山水之中方能发现山水之美。宗炳的“卧游”乃中国美学、艺术学的重要概念，为学术界津津乐道。但“卧游”绝非发现山水美的途径和方式。从《宋书·宗炳传》“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原文来看，宗炳的“卧游”缘于“老疾俱至”即他老了病了游不动了，且“卧游”的目的是“澄怀观道”而非仅仅为了欣赏山水之美。即使为了“观道”，宗炳也是主张亲历游览的，其《画山水序》曰：“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观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宗炳一生漫游山川，西涉荆、巫，南登恒岳，其“卧游”是“老疾俱至”的无奈之举。“卧游”可驰骋想象领略山水之美，类于李白的“梦游”，但终究是隔了一层，其所游者皆非现实中大自然的山水，李白笔下的天姥山与现实中的天姥山大相径庭。
由于动机及原因不同，山水之游览可分为“探游”“赏游”“宦游”“忧游”“漂游”等。以探求山水之原貌、大自然奥秘者谓之“探游”，如郦道元、徐霞客等；以游览山水而获得精神享受赏心悦目者谓之“赏游”或“雅游”，他们所游之山水包括自家庄园别业中的山水，如王羲之、王维等；因仕途坎坷辗转地方做官或四方作幕即“宦游”者，其游览山水也可谓“宦游”，如谢朓等；由于流放、贬谪，为了纾解心中忧愤而游览山水，姑且谓之“忧游”，如柳宗元、苏轼等；因战乱漂泊而游览山水者可谓“漂游”，如杜甫等，李白政治失意，“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新唐书·李白传》），其山水游览也可谓之“漂游”。这并非科学分类，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做了如此大体区分。
“探游”“赏游”“宦游”“忧游”“漂游”与“卧游”不同者均为亲历游览。“探游”以“求真”为主要目的，故其成果首先要具有“科学性”，《水经注》《徐霞客游记》首先被作为舆地之学术著作正在于此。袁崧“以山水为知己”的观点颇有重要意义，但《宜都记》仍被作为地方志书。“赏游”“宦游”“忧游”“漂游”与“探游”不同者，如法国汉学家保尔·戴密微所言，是游者“到深山野岭寻觅哲理的、美学的灵感”（钱林森主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诗词》）。但“赏游”的主体多为贵族、文雅之士，其游览之山水既有“深山野岭”江河湖海，而更多的是自家庄园别业中的山水，游览山水是他们的精神追求，士大夫的一种生活风范，游览时显得从容而优雅。如王羲之《兰亭诗》之三：“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盘绿水滨。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兰亭聚会时王羲之尚未辞官，贵族身份，政府官员，生活富足，同流雅聚，游山观水，只为获取山水之“理”“适我”之趣，并没有更多的情感投入，显得闲适优雅从容淡定。唐代王维“亦官亦隐”，既有别业庄园又享受皇朝俸禄，其以“赏游”为主的山水诗如《山居秋暝》写景如画情景交融，也显得优雅和从容。而“宦游”“忧游”“漂游”就不同了，其主体皆为流寓者，他们在流寓地或流寓途中的山水游览，绝没有那么从容优雅。谢灵运是“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画山水的人”（朱自清《经典常谈》），被称为山水诗鼻祖。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创作于他被排挤外放永嘉之后。《登上戍石鼓山》写于景平元年（423年）春天。诗一开篇即抒迁谪之悲异地乡愁。因“汩汩莫与娱”“欢愿既无并”，便在“发春”时节“登蹑”山水以寄“托”情怀，纾解“忧忧自相接”的忧愤。“极目”“回顾”山水之景后，忧愤依然难平，哪会有王羲之那种优雅从容啊。
谢灵运之后，中国山水文学的主体和经典多为流寓者所创作，如柳宗元“永州八记”、苏轼前后《赤壁赋》等。永州在唐代本为蛮荒烟瘴之地，可谓“穷山恶水”，自柳宗元“永州八记”问世后，永州山水美名远播，“西山”“小石潭”等遂成风景名胜。因而“流寓”则成为山水之美发现的重要原因。流寓何以能发现山水之美？这要从作家与山水主客两方面讨论。
首先，山水具有“怡情适性”“纾忧解愤”作用。巍巍高山滔滔江河本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不仅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可陶冶人之精神，怡情适性。《诗经·溱洧》写春天青年男女相邀到溱洧河畔游玩观赏，尽管带有谈情说爱之目的，但溱洧之水“方涣涣兮”“浏其洋矣”则使他们感到“洵[~符号~]且乐”。谢灵运《游名山志并序》曰：“夫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其《游赤石进帆海》写在游赤石山之后，扬帆入海，舟行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中，顿感“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所谓“适己”即游览“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之大海，让作者“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兰亭集序》）。柳宗元被贬永州，内心忧愤不已，元和四年（809年）他登上永州西山之巅，“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消解了“恒惴栗”的精神痛苦，进入了物我两忘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超然境界。
其次，流寓遭际给作家提供了发现山水之美的机遇。名山大川举世皆知，当然也因文人墨客的作品而声名愈彰，如泰山与杜甫《望岳》等。但，有些山水则“藏在深闺人未识”，如永州山水。《袁家渴记》：“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石渠记》：“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石涧记》：“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袁家渴、石渠、石涧这些永州山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柳宗元游之记之方得“传于世”。柳宗元之所以能发现永州山水之美，正是流寓遭际给了他机遇。第一，由繁华帝都被贬永州，心中忧愤精神痛苦，需要借游览山水以纾解（已如前述）。第二，柳宗元流寓永州，基本没有公务。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他：“闲居，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辞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读书著述和肆意山水成为他在永州的主要活动。不仅柳宗元，文人遭贬做地方官如苏轼等基本“闲”无公务，这样他们就有时间游览山水。谢灵运虽是“太守”实职，但“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游”（《宋书·谢灵运传》）。第三，作家到“深山野岭”（江河湖海）是以审美的眼光“寻觅”山水之美和“哲理的、美学的灵感”。柳宗元以四百钱购得钴鉧潭西小丘后：
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鉧潭西小丘记》）
这段记述描写形象地再现了柳宗元“寻觅”发现山水之美获得“美学的灵感”的过程，堪称经典。小丘之美的发现令作者喜出望外，“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谋”者商议也，这里形容作者之“目”、之“耳”、之“神”、之“心”与山水之“清泠之状”“瀯瀯之声”“悠然而虚者”“渊然而静者”相遇、相接、相协、相通、相融的情景，正是刘勰所言灵感到来时“神与物游”的情景。《始得西山宴游记》写西山之美的发现与此仿佛。谢灵运《登江中孤屿》写山水美发现过程也与此类似。作者怀着寻“新”探“异”的审美目的到江北游览，当激流横渡舟行至江心时眼前一亮：“孤屿媚中川”。这江中的孤屿多美啊，仰望蓝天俯视大江，云日辉映，江天一色，作者不禁感慨道：这山水的外在“灵”异秀美和内蕴本“真”意趣，世人过去从未得以欣赏更无人传扬。江中孤屿之美正是有赖作者的发现并“传于世”。
（作者：张学松，系广州理工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