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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黄文弼（1893—1966），湖北汉川人。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1918年从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留校任教；1927年至1930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新疆等地工作，其间，曾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曾进入罗布泊地区；1933年至1934年，第二次赴新疆考察，再次进入罗布泊地区；1942年，任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边政系两系主任，于1943年第三次赴新疆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1957年至1958年第四次赴新疆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著有《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等。
【述往】
一
今年是黄文弼先生诞辰130周年。
在新疆考古界、西北史地学界，黄文弼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尽人皆知的。自从1927年他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以来，就与新疆考古事业一生相伴，可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他留下的以“三记两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陶集》《高昌砖集》）为代表的新疆考古成果，毫无疑问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
十年前，在黄文弼先生诞辰120周年、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成立的时候，我曾经写过《黄文弼与新疆考古》，缅怀这位考古前辈，认为：“黄文弼先生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素养，有广阔的欧亚文化视野，更有爱国情怀，有不畏艰难、奉献个人于民族振兴大业的志向，他将自己的生命与新疆文物考古事业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新疆文物考古事业的幸事，也是黄文弼先生个人的幸事。”
多年来，我内心深处总难忘曾收存过一封黄文弼先生的长信，于是不止一次地翻找，却一直不见着落。2023年夏，去了已经久别、但还有旧居一处的乌鲁木齐，穷搜以后，在记忆力较我为佳的夫人帮助下，在卧床下的暗柜中，觅得了几个纸箱，打开，终于见到了久寻不见的黄老手书，当时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这封密密麻麻6张纸、数千言的长信，摆在面前已多天，我反复细读、品味、求索，老人对新疆、对新疆考古、对后来的新疆考古人的关爱之情，依然如此清晰、浓烈。
我想首先将这封珍贵的信件原文录出（个别文字有所补正），与读者分享如下：
炳华、明哲二位同志：
接你们二月二十日的来函，你们立志要在新疆搞一辈子、做一番事业，这一宏愿我预祝实现。新疆与内地壤地相连，自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在历史与文化方面关系更为密切，埋藏地下的文物又特别丰富，我们如欲研究中国历史或亚洲历史，新疆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现国内研究新疆的人不多，兄等首先立此大志宏愿，值得敬佩。我四十年来研究这一地区工作，尚未得到完结，而今已老矣，但愿后起者踵余志，而成就则将超越于前也。
来函所谈四个问题，我知道的不多。现仅将目前工作具体计划来谈一下。北疆同南疆历史情况不同，你信中是已讲了，但我们欲进行工作，必须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我们的计划。南疆前人所做的考古工作已多，出土文物也很丰富。我们在前人所做的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研究，比较容易些。北疆则不然，北疆还是处女地，前人做得不多。在1958年，我队同自治区文物工作组做了一次初步踏查，但很不深入，也不够全面。所以，北疆的考古工作，有再深入地、全面地调查之必要。根据调查的结果，再选择比较重要的典型遗址做些发掘工作。其次，我们就要谈到如何选择重点发掘的问题。当然，当我们读了一个地区的文献，又进行了一番调查地面工作，两者结合起来，做一次比较研究，自然就有些问题出现了，要求我们再做深入的研究。此时，我们的发掘工作就有意义了。这是一方面。我们在实施时，又必须考虑发掘的条件、土壤的问题、埋藏的问题、工程的问题、技术的问题等等，全部大致适合，就是我们的发掘开始。至于发掘过程所应注意之点，各位同志都有一定的经验，那不用我细说了。同志们：北疆的资料还是很贫乏的，我们必须多累积些资料，根据大量资料才可以做进一步研究，此时研究各民族相互关系，就有所措手了。
其次谈到阅读古文献的问题。当然阅读文献是我们在一个地区开始工作的起点。查勘遗址，审定文物，都依赖文献的记载，作我们初步了解的基础。但历来文献甚为庞杂、优劣互见，如何做我们的精简工作呢？我们是做考古工作的人，重视第一手资料，文献虽非第一手资料，但它总结前人研究的经验，简约地、有系统地介绍出来，俾我们有可能作为依据，再进行进一步研究，文献还是可贵的。不过有许多文献是辗转抄袭、错误百出，所以我们阅读文献，必须选择文献的第一手，如实反映当时情况的，精读、细研究。根据这个条件，我们举例如下：廿四史中有关西域边疆的列传及各少数民族列传。例如前后汉书《西域传》，《史记·大宛传》，《三国志·乌丸传》及注，隋唐书《西域传》及少数民族传，《通典·边防》，它们都是根据实地经历的材料写成的，俱属踏实可据，宜精读、细研。其次，还有些僧人及使臣的游记，例如法显《佛国记》、宋云《求经记》，《大唐西域记》《长春真人西游记》等等，虽然有些宗教色彩，但记载一地的风俗习惯，仍可依据。其次还有些地理书，如《元和郡县志》《水经注》，有关西域的记载，也有它的价值。其次则如近人考古报告和游记了。
其次我再谈阅读方法问题。我们阅读文献，首先感觉头痛的是地名、人名难于了解的问题。当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民族的变迁，地理环境的改变，语言风俗的差异，已经使我们难于捉摸，加之以记录人的随意删增，译名的殊异，排印的及辗转抄袭的错落，更使我们真假难分、是非互见，所以我们对前人文献要加上审核、提炼的工作。关于史地方面，清朝做得稍有成绩，过去有一些欧洲人也有些研究，例如冯承钧所译的西北史地、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他们译外人研究中史的论文，有些是精确的，可作参考。中国学者根据实地踏查所写的，例如徐松《西域水道》，张穆撰、何秋涛补辑《蒙古游牧记》，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论证时有精到语。丁谦所著的《舆地丛书》，亦可供参考。但读这些历史文献，必须配合历史地图对看。现出版的《历史地图集》以及杨守敬《舆地沿革图》比较可信，但太简略，位置不精确，不如最近旅行记或考古报告所附的地图，例如斯坦因《亚洲腹部》一书中所附图（闻易漫白说你所现购置了一部，很好）略嫌陈旧，可参考。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外团员报告中所附路线图，例如我写的《塔里木盆地考古图》，补增斯坦因的不少，亦可供参考。缺点，不全面。至于选读外国人考古书，须要审慎，理论方面有时歪曲历史事实，但他们所介绍的物质资料，还可珍贵，须分别对待。
其次，《新疆图志》建置志、道路志、水道、山脉，并是王树楠先生等所编。彼等都是一时硕究，编写较好，且附有地图，虽不精确，但颇完备。我们可以从中得出新疆在历史上、地理上整个一个轮廓，作进一步研究基础，故此书亦不可漠视。其次，《新疆识略》也还可以点检，虽然是官书，但都根据实地材料，并不闭门造车。
其次谈到资料累积和收集方面，我想无一定成法，重要的是要与所研究的题目及纲目相配合，依据纲目收集资料，方不落空。可参考杂志上所发表论文比较典型组织法作我们模范即可。我觉得在研究工作方面比较重要的，是实物的整理、研究、编写这一过程，涉及技术问题比较多，在我们考古工作上，同调查、挖掘一样重要，要做好还是费一番功夫。尤其是古址、古物的研究，例如分析它的性质、时代和用途，以及什么人用、它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怎样，都要依赖物质得出线索，故必须审慎处理。如有时鉴定一遗址或一古物，当时如不得其解，必须多次勘查，反复思考，必求达到认识而后已。现在各种科学进步，帮助我们认识的科技也多，只要我们有克服困难的勇气，点滴积累，循序渐进，最后必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总之，考古工作是一长远的工作，也是一艰巨的工作，必须要有耐心，持之以恒，必定有成就。兄等立志要搞一辈子的宏愿，值得钦佩。其次谈到你们工作计划，打算继续夏塔的工作，并探访伊犁河东的情况，这是对的。在新源、巩留，据说尚有古城数重，察布查尔县草地上还有些遗址，我听说，未去，可能是建筑遗迹。还有一种遗址，用小石累积一圆形石堆，高出地平面约二三尺不等，散布在一起，或十冢，或百冢，这些石堆群在北疆分布甚广。我认为是古坟，有人在阜康发掘过，出现人骨、石器、骨器，或彩陶缶罐等，时代当较早。在往察布查尔途中，也有这样石堆群，可否试掘几冢探一下，费工不大，做也较易。兄等以为如何？
我仓卒写完这一信，不够完备，聊供参考。以后如有具体问题，请来信，我必尽我所能知答复。
此致
敬礼！
黄文弼
63年3月18日
谷苞主任祈代候。漫白想已返乌，此函可与共览。
二
黄先生这封信，写在去今60年前的1963年3月18日，开头即说明是对我与明哲兄1963年2月20日去函的回复。从2月20日至3月18日，近一个月时间，按邮程分析，黄老看到我们信后，差不多是立即提笔作复的。但我再三回忆，真是想不起来在1963年年初，为什么会向黄老提出那么多具体问题，引发了老人就新疆考古说了那么多具体、真诚、有切身体验的感受。
1963年，是我和王明哲在伊犁河流域进行乌孙考古的第二年。我是1955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的，1960年秋毕业就奔赴新疆，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明哲兄早我一年入北大，毕业后先是在中科院考古所工作，1961年调至新疆，我们成为同事。
我步入新疆后，实事求是地说，在考古业务一环，没有受到什么阻难、委屈。领导们还真把一个其实对新疆没有一点了解、只是来自北大的学生，当成了一块可用的料。培训班讲课、带学生实习，真忙得不稍停息。苦恼，只是找不到急需的、认识新疆的学习资料，没有可以求教、讨论的小环境。就以去伊犁河流域考古乌孙为例，还记得导因之一，是我们1960年和1961年在吐鲁番对古城、古墓、古寺进行调查、试掘，似乎颇有了一点心得后，就听到了一个提醒：吐鲁番是新疆博物馆筹备处已经工作过、准备进一步工作的地区，考古所最好另觅舞台。听过后，觉得虽然并不合情，但也有说得过去的道理，于是我们就决定走向同样十分陌生的伊犁河流域，觅求乌孙文明。这自然可以成为向黄文弼先生请益、求教的具体原因。但究竟为何，真是已经说不清楚了。
三
弹指一挥60年，新疆考古面对的已是一个全新的舞台。今天的新疆考古，队伍大了，物质条件好了，取得相关研究信息，似乎不太困难：只要是你自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动动电脑，都可以有多少不等的电子数据，将情况呈现在眼前；随着科技进步，60年前根本无法想到的种种测年手段、微观的研究方法等等，可助研究者们进入另一个探索、认识古代文明的世界。考古（包括一直被视为“后进”的新疆考古）可以取得、已经取得的诸多成果，已经远远超过了以黄文弼先生为代表的使用古典的、传统的研究方法的老一辈学者，也极大超越了我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才步入新疆考古舞台、对新技术跟进困难的考古人。别是一番新景象，已经具体呈现在面前。
但不论科学技术手段如何日新月异，通过考古认识古代世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为祖国乃至人类的健康前行奉献有益的历史文化营养，这一精神是一脉相通、并没有改变的。细品黄文弼先生60年前手书的长信，他吐露过内心的追求：认识新疆，对认识古代中国乃至亚欧历史，是不可轻忽的环节。他担心现实中研究新疆的人不多，于是，对我们这几个刚出校门也愿意在新疆工作一生的年轻人关爱有加，希望我们这些后来人，能“踵余志”，甚至可以超越他们。于是，他提醒我们：新疆辽阔，天山南北，自然地理不同，历史、民族有别；北疆，从考古看，基本还是“处女地”，是应该进入的舞台。他十分详尽地告诉我们：要关注先贤留下的有关西域的各类文献，认真读，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对前贤译存的国外研究成果也不能放过；即使对当年人们贬斥多多的斯坦因，他考察中测绘的地图有用，也要拿来为我所用。尤其，他特别提醒：实际田野工作重要，而对所获资料的及时整理，绝不能疏忽，一定要及时整理（这几十年在新疆工作，我们因为无法及时完成资料整理而造成不少损失，对这一点体会尤深，无法细表）。他还不忘提醒：对新考古发现，取得的新资料，如一时不能得其确解，不要急，再勘查，反复思考，必求认识其内涵而后休……这些，都给过我重要启示，曾助益我前行！我可以清楚感受到，这封信中有着他几十年新疆考古研究过程中的不少教训，弥足珍贵。
信，是写给我和明哲兄的，但他不忘提醒，信文也要给漫白兄看。易漫白是湖南人，1957年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师从著名学者夏鼐和黄文弼读研究生，1961年毕业后也被分配来疆从事考古工作，在新疆考古战线上奋斗了十年之久。黄先生希望我们通过他的来信，共同分享这些宝贵的考古经验。
黄先生还嘱我们向当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业务领导谷苞教授代转问候。内中一层意思，大概也是希望让谷苞先生知道他对新疆考古深深的关切之情。他太了解，20世纪60年代，科研经费十分紧张，想要投入相当力量进行考古，困难太多。没有主管领导支持，将寸步难行。这些，是完全没有显之于文的深意，我们当事人就会利用这可以利用的宝贵机会，营造氛围，为展开工作去争取一些条件。
20世纪60年代的新疆考古曾面临的困难，真不是今天的新疆考古同行可以了解的！
四
我在新疆从事考古工作40多年，有意无意间，也曾听到有人高谈阔论，品评黄文弼先生十分艰难的新疆考古生涯。他们的中心议题，多是对黄先生的工作方法、取得的成果不以为意。这总会让人苦笑。我对这类议论自然无法制止，很多时候也不愿、不想与之争说短长。
有一些涉世不深、却又总希望显示自己光彩的年轻人，已习惯了以现在不错的环境和条件去分析半个世纪前筚路蓝缕艰难前行的前辈，其根本性的不足，是错乱了时空。
理解、认识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考古、西域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低估的贡献，首要一环，是必须将黄先生“送回”20世纪初的新疆。那是一个家国危亡迫在眉睫的时代，“中国人种西来”“中国文化西来”之类的殖民主义谬论泛滥。以英国、沙俄为主，众多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在内，都在制造、企盼新疆进一步动乱，梦想着英国可取天山以南，沙皇可得其北。黄老孤身只影，努力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启迪民智，让人们认识新疆是中国的西部边疆，是祖国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才可以理解他单枪匹马行走在戈壁、荒漠，希望可以进入楼兰，以宣明相关历史的追求，是怎样一种不能低估的、闪闪发光的英雄行为！
2012年5月，为了纪念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奉献的一生心血，黄先生的哲孙黄纪苏代表家属，将黄文弼生前使用和珍藏的图书文献，无偿捐赠给新疆师范大学。以此为契机，新疆师范大学决定成立“黄文弼中心”，下设“黄文弼特藏馆”，并筹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博物馆”，以纪念西域研究的开创者们。十年以来，新疆师大通过不懈努力，使得黄文弼中心成为中国西北探险考察史研究的重镇。我十分钦佩新疆师大慧眼识珠，抓住了新时代的机遇，将“黄文弼中心”高高建设在了鲤鱼山下。这一中心，历史主义地将黄文弼及与黄文弼先生一道艰苦努力前行的科学英才们，放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彰显他们不畏困难、不怕牺牲，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精神。于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先行者们，就与那个特定时代融合在了一起，具体、生动地与时代共光辉了。换句话说，这就化成了不朽、永恒。我们从这一中心建筑中，是可以吮吸到这一文化营养的。
手边还有一封黄老哲嗣黄烈先生写在1990年的手书，朴素地介绍了几位日本学者对黄文弼新疆考古生涯的关心，这是黄老当年的工作在东邻大地产生的影响，合理合情。
还听说，在纪苏兄清理黄老遗稿时，发现过几封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向黄先生报告他曾十分关心的阿勒泰考古情况的信。1964年，我们真是很努力地在阿勒泰地区工作过的，也有不少发现，但知识准备不足，对相关发现难以准确介绍。黄老曾告诫过，没有准确认识，可以先放放，再做工作，认识清楚一点，再刊布不迟（我们当年的发掘资料，至今仍没有全部发表）。只是形势不由人，此后我们竟再也未能进入阿勒泰，做一点验证、深化的工作。没有想到我们的过分拘束，竟为后来者摘取其中一些点滴后，大肆宣扬“克尔木齐考古文化”提供了条件，真让人有点不知说什么好。希望这次刊布的黄老对新疆考古的箴言，可以助益扭转浮躁之风，倡导谨严对待考古资料的研究之风。
五
黄文弼先生在驾鹤西行前留给我们新疆考古人的长信，文字朴实，感情真切，细细品味，我受到的教育，真是不少。
听纪苏说，整理文弼先生遗稿，如是长的信，说新疆考古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仅见的，甚至“新中国成立后祖父的书信原稿，这大概是最长的一篇了”。我想，这其实是黄老对新疆考古这一事业，难以形容的深厚感情的寄托、流露。想及此，真感到别有一番滋味满溢心头！
西域研究，确实可以算得上是一项重要的、不应轻忽的学术事业。它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祖国西部大地的认识，也可以助益对亚欧大陆历史、文化的深一步了解，这是值得我们投入力量的美好舞台。
60年前，那封寄托着对新疆考古事业殷殷厚望的长信飞越关山，鼓舞了我们这些年轻人。60年后，谨以此文，作为一瓣心香，感念黄文弼先生，纪念他老人家诞辰130周年！
（作者：王炳华，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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