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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分封制日渐瓦解，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老百姓苦不堪言。孟子赓续孔子的君子“仁”学，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仁政思想，引导人们成就美德，成为向善向上之人，最终实现“天下定于一”“万物归于仁”的理想社会。
得其心者，斯得民矣。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离不开“四心”，即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孟子以心善言性善，用这四种道德心理证明了人有仁、义、礼、智四种德性。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告子上》）其中，孟子最重视者，当为“恻隐之心”，也就是“不忍人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所谓“仁”，即是“不忍人之心”，而“仁政”的本质，即是君主将自身的“不忍人之心”，通过扩充达到推及百姓、恩及禽兽。孟子“性善论”以仁义礼智为根基，强调“善”乃人的天赋秉性，特别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而作为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对政治至关重要，关乎能否得到民心，政权是否稳固。由此，孟子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认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正在于他们丢掉了群众根基。为此，孟子延续了“民惟邦本”的古典政教传统，将“爱民”“为民”“保民”“敬民”的民本思想凝聚为“仁政”学说的思想内核。统治者要“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滕文公上》），这样才能顺民意、得民心。
以民为本，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国家的根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政权才能太平安宁。唯有施行“仁政”，进行“德治”，得到百姓的支持，才能实现政治和社会的安定。孟子提出“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以能否切实践行“仁”，真正施行“仁政”，作为衡量统治者能否“保民而王”的关键。这些都离不开统治者自身“恻隐之心”的体悟和省察，即要以发乎自身内在的“不忍人之心”，来行及关乎他者的“不忍人之政”。孟子继承夏商周时期“重民”思想和孔子“仁爱”理念，承继儒家道统，将人性论作为治国理政的逻辑基础，从人性善的本源性与内在性的角度对贤人治理、礼乐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凸显了以德配位、礼乐感化的重要性，并建构了善、法并行的王道政治，“讲仁爱”“重民本”，作为治国安邦及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治国思想，彰显民众的主权与执政为民理念，形成了以民为本的“仁政”体系，阐明了贤人政治、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终极关怀与应然态势。孟子治国理政思想主要体现在推行仁政，譬如：“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民众的事情对统治者至关重要、刻不容缓。因此，君主须“贵民”“敬民”“保民”“安民”，既要关心民生，让更多的百姓安居乐业，生育蕃息；又要涵养风气，以士人的道德操守，实现化民成俗，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这些睿智闪光的思想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具有重要价值及意义。
制民之产，保民而王。孟子提出“制民之产”，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君主要充分重视百姓的生存权，只有百姓生活有保障，安居乐业，才能驱民向善，施行社会教化，从而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所谓“仁政”，实则即是关注民生之政，通过“制民之产”“省刑法，薄税敛，深耕易耨”等措施，实现取民有制，轻徭薄赋，制民之产，增加百姓收入，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行仁政，始于正经界，即力主通过“正经界”来推动土地改革，来遏制“暴君污吏”对民众利益的蚕食，从而保障民众的生存权，以期民众能“养生丧死无憾”。孟子“制民之产”的主张，体现了其“仁政”思想对民生的关切，经济上“富民”“惠民”，满足百姓基本生活，以保民养民之举赢得百姓的信任与爱戴。孟子“仁政”智慧的贡献还体现在人性上，他主张“推恩于民”，特别重视“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关注弱势群体，成为黑暗的战国时代一抹难得的人性光辉，这一思想对后世儒家知识分子试图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心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启迪价值。
孝悌忠义，明以人伦。孟子主张“性善论”“明人伦”“谨庠序之教”“大丈夫”，为中华民族提供了道德基础，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对普通百姓来说，单纯让内在德性扩充是远远不够的，还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即要借助道德教化等手段，推动百姓明人伦，来扩充人的善良本性。在实现教化的过程中，孟子尤其强调“心”的作用，认为“心”是体之大者，也是体之贵者；其他器官如耳目口鼻等都只是体之小者，体之贱者。“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心”不仅是先天德性所在，更具有思考认知能力，在身体各部位中居于统帅地位。是选择立志成为“大人”，还是甘愿堕落为“小人”，皆是源于“心”的自主抉择。因此，对民众来说，通过“庠序之教”来明心见性，就显得异常重要。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教化百姓是施行仁政的重要内容，通过教化使民众明事理、知美丑，塑造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依靠“谨庠序之教”对百姓实施道德教化，使得人伦得以明于上，道德得以行乎下，“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百姓的个人素质得到普遍提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以逐渐改善，良好的社会风气得以逐步养成。在安定民心、收揽民心之后，仍然要规范民心，注重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浸染作用，借助仁义礼智明晰人伦道德。“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以个体家庭伦理教化为基础，以期实现国家有序治理，从而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要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势，继承孟子教育思想，将孟子德育观真正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之中，注重孟子仁义思想培育，启发人们积极向善、勇于奉献的道德行为，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宽刑省罚，与民同乐。孟子对尧、舜、禹非常赞同，认为统治者要向尧、舜、禹那样关心百姓疾苦。主张“德刑并重”，治理国家需要德治与法治协调推进，相互依赖、相互依存，针对国家治理，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制等方面阐述，各部分各环节相互支撑、相互融通，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反映了孟子对“民心”的重视。孟子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十分重视“与民同乐”，得民心之根本在于实行德政，仁爱民众。“以仁政得民心”，就是进行德治，收揽民心，反对统治者的奢侈浪费。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百姓与统治者富足了，与民同乐才得以实现。与民同乐，需做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并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做事公平公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君主要提升自身修为，有胸怀天下的使命与担当。“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君主对百姓充满爱心，以礼相待，百姓才能心悦诚服。孟子以“仁”“义”为内核，以“思”“诚”“敬”为手段，特别注重发挥“心”的“思辨”能力，由此开创出一套“存心养性”“反身而诚”“养浩然之气”的道德修养功夫；借“天命”谈“人事”，将人的注意力引向自身道德修养。孟子通过推崇“德治”，施行“仁政”来收揽民心，以伦理教化来安定和规范社会秩序，以期管理者能与民同乐，最终实现“仁者无敌”、统一天下的政治目标。
浩然之气，以德配位。孟子借鉴孔子“血气三戒说”的思想，以义来戒除血气中的欲望，继承并丰富其内涵，从而创立了“浩然之气”思想。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之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的内涵首先体现在大勇，“浩然之气”是受到具有省思功能的道德本心所支配、引导的“义理”之气是受心志所支配的大勇之气，体现在至大至刚，表现在气上呈现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与高尚的品质，可以不断充盈内心并积极修养道德品格，继而达到人格上的坚毅与刚强。“浩然之气”需要义与道来相互配合，没有义与道的配合则失去力量。“配义与道”包含义与道两种道德准则，在符合“义”的基础上来追求“道”，“浩然之气”才成为立身行事之准则。“浩然之气”所体现的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已成为民族精神的代表之气，鼓舞了从古至今无数仁人志士为心中的理想而奋斗，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这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基本路径，只有做到经常自我反省，才能不断改进自身不足，完善自身修养。“浩然之气”作为孟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诞生之初就以道德而立论，“浩然之气”有助于公民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激励人民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增强社会公德，提升价值认同。“浩然之气”所蕴含的现代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是一致的。浩然之气是君子至大至刚的昂扬正气，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当社会道义、无所畏惧的气魄与勇气，是品质上的坚毅刚强，精神上的不屈不挠，天地之间的光明磊落，是内在德性与最高道德准则的协调融合，是人间伟大的人格精神之美，人具有了浩然之气，才具备了君子的仁智勇“三达德”，方能以德配位，处事圆满成功。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班固的《汉书·楚元王传赞》指出：“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韩愈的《进学解》指出：“孟轲好辩，孔道以明。”可见，孟子对儒家文化的传承贡献之大。冯友兰指出：“孔子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如苏格拉底在西洋史，孟子在中国历史地位如柏拉图在西洋史。”在“性善论”理论基础上，孟子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儒家思想，提出了“讲仁爱”“重民本”“以仁政得民心”等重要理念，由此形成了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制民之产，保民而王；孝悌忠义，明以人伦；宽刑省罚，与民同乐；浩然之气，以德配位等为政思想，孟子仁政思想智慧历久弥新，对我们当今民主政治、经济民生、科学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仍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作者：陈晓霞，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院长，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