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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是语言的艺术。早在1928年，当中国话剧的奠基人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三位先生，在为中国现代戏剧命名时，洪深提议以“话”为名，田汉、欧阳予倩赞同。从此话剧便以“话”得名、因“话”而彰，语言之于这一新兴艺术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语言因地域不同而产生变体，方言得以形成。方言与中国戏剧的渊源，可谓深远。中国地方戏曲坚韧的生命力和独到的艺术性，很大程度就源自于方言的使用。在一些剧种中，为表现角色籍贯、身份和性格特点等内容，会在表演中点缀使用多种方言，如昆曲中的“苏白”“京白”，京剧中苏州、扬州、绍兴、四川、山东、山西、河南等多地的方言。近年来方言在话剧舞台上也颇现亮点，充分显露出方言话剧的独特魅力。
1.以地域文化特色致敬经典
方言话剧中艺术性得到最多肯定的，是对一些经典话剧作品的语言加工后的别样再现。对于那些已经在观众心目中占据独特艺术地位的经典话剧来说，方言的运用，无疑是在当下文化创新的语境中，对经典的重新解读和致敬。
方言的运用，可以使新作拓宽原剧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2017年，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之际，观众得以听到《茶馆》里响起的巴蜀之音。“茶馆”不再仅仅是天子脚下的一间老店。可以遥想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在更为广大的地域里，持南北口音的芸芸百姓中，一定有许许多多个“王利发”在时时“改良”、苦苦经营；又有形形色色的“秦二爷”“常四爷”，在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寻求出路。有时，因原作过于深入人心，在对其台词进行方言化处理后，新的方言演绎使得作品可以适配更多观众，从而帮助观众超越对原作的单一认知和固有印象。
沪语版《雷雨》的创新排演，把曹禺先生原作中语焉不详的故事发生地，明确地安置到上海。故事地点确定后，30年前的陈年往事与此时此地的情感纠葛得以更具体地呈现出来。而有大上海作为背景来衬托，周朴园作为资本家精明冷酷、杀伐决断的一面就更加具象；繁漪、周萍等人物身上，那种新旧观念的矛盾，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也更加鲜明。《死水微澜》《繁花》《51号兵站》等作品的方言话剧版本，皆与原作形成或显或隐的互文关系，往往愈是在二者的对比中，愈可以窥见其异、深得其味。
方言的运用，可以使新作凸显原剧的文化意蕴，情由境生，情景交融。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茅奖三部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和《主角》，改编自三位陕西籍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作品。三部话剧因使用原汁原味的方言呈现发生在这一方土地上的故事，又被称为“方言三部曲”。
早在2006年，导演林兆华就敏锐地感受到方言较之于普通话，在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彰显性格等方面得天独厚的便利。他率先以北京人艺的演出阵容，演绎了陕西话版的《白鹿原》，直接启发了陕西人艺之后的一系列舞台创新实践。
陕西方言特色鲜明且通俗易懂，在全国较有影响力。在这些方言话剧中，方言不是壁垒而是桥梁，直接把观众引领到更贴近作品文化内核的情境中去。
2.地方戏剧追求雅俗共赏
在中国话剧史上，老舍先生以幽默平白的语言达到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他一人一笔就给读者和观众描绘出一个古朴温情、充满民俗风味的老北京来，他的话剧作品是方言与地域文化相得益彰的典范。老舍先生之后，何冀平、李龙云、过士行、郑天玮、刘恒、刘一达等剧作家，在“京味话剧”创作领域继续深耕。方言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它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地域文化的独特呈现。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意识到这一点，除了“京味话剧”之外，其他地域的方言也开始在话剧舞台上崭露锋芒。
2003年起，话剧《长恨歌》以普通话和沪语两种版本同时排练和演出，但无论是导演苏乐慈，还是原著作者王安忆，都更喜欢沪语版本。该剧首演至今已有二十年，沪语版演出更受欢迎，观众的倾向也印证了创作者的偏好。近年来一批融上海滑稽戏与话剧于一体、尝试“话剧底子，滑稽套子，新喜剧路子”创作之路的作品纷纷涌现，如《上海的声音》《宝兴里》以及《51号兵站》，这批作品共同锻造出新世纪上海话剧艺术的品牌，达到追求雅俗共赏的新境界。
从2014年开始，河南省重点打造“老”字系列原创方言话剧《老汤》《老街》《老家》，以三部曲的形式着力塑造“中原人文精神”。无论是《老汤》的“诚信”主题，还是《老街》对民间曲艺盛会“马街书会”的再现，方言赋予全剧生动鲜活的艺术感染力，观众会因为剧中人和剧中情而欢笑落泪，于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创作主旨，便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自然流畅地完成。
3.方言剧作助力题材创新
艺术创作要关注生活，与时代同步。方言话剧在聚焦社会热点、演绎百态人生方面别具一格，在现实题材的创新上优势明显。
2023年5月，一部太原方言话剧《钟楼霹雳舞》在小剧场正式上演，观众反响之热烈超出创作者的预期；8月份作品调整后完成升级，以《钟楼霹雳舞2.0》进入山西大剧院的小剧场演出，同样好评如潮。该剧以太原一座小院里几户人家30年的生活变迁为中心，讲述一代人故事的同时也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在作品整体构思及叙事风格上，明显可见对《茶馆》《窝头会馆》等剧的学习和借鉴。两小时的演出展现三十多年的时光，观众在感叹“乡音无改鬓毛衰”中潸然泪下。
湖南方言话剧《十八洞》、四川方言话剧《滴灌》、四川方言话剧《薪火》等作品，针对精准扶贫，或以真实人物为原型进行创作，或以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表现；围绕修路、灌溉或偏远地区贫困村民婚恋问题等核心事件，充分发挥方言的独特魅力，在舞台上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山东方言话剧《樱桃崮下》是全国首部反映以“惠葬礼葬”为核心的殡葬改革的作品，成为沂水移风易俗的文化名片。
武汉方言贺岁喜剧《伸着脑壳接石头》，以快活里社区居民与《民法典》相关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生活小事，完成普法教育的主旨。
方言无疑是有力量的，一些地域文化特色，似乎只有借助方言才能妥帖、准确地表达出来，也只有借助方言才更能贴近普通大众，深入各地文化生活。
4.使用方言要适度而不可任意而为
方言话剧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印证了其艺术上的蓬勃生机。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方言在戏剧中的运用也要适度，不可任意而为。2023年3月8日至10日，上海昆剧团打造的全本《牡丹亭》首次赴京演出，剧中向来使用苏白的石道姑改念了“川白”——创作者改编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了艺术创新，但违背了戏曲音韵所讲究的“声腔可以随方言变，方言却不肯随声腔改”的规范，使得这一改动与全剧整体风格不符，略显突兀。流传到四川的昆腔，可以因地制宜地融入川剧；但正宗的昆曲演出中，却不宜随意地穿插蜀地的方言。
方言话剧作为方言与话剧的有机融合，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今年年底，沪语版话剧《长恨歌》将再次演出，观众可以重温岁月变迁，领略上海风情。舞台上纷繁生动的南腔北调还将继续，营造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勾勒鲜活生动的地域文化；借助方言之翼，展现人杰地灵。
（作者：张磊，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