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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经典《老子》利用自然界的实实在在的存在，以质朴的方式向历代读者述讲着最玄奥的道理，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史上的奇葩和意义汲舀不尽的丰富宝藏，翟林奈（Lionel Giles）曾用宇宙中散在的“白矮星”设喻，剖析《老子》原文措辞之模糊与思想之深邃。在他看来，《老子》堪称哲学文献中的“白矮星”，体积极小，密度极大，以“白热程度散发着智慧之光”。《老子》问世以来，历代对它的诠释从未间断过，这主要是因为在经典诠释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历史的、文本的取向”和“当下的、现实的取向”这两种定向（orientation）。每一部诠释作品都是两种定向之间不同比例交互作用的产物。（刘笑敢语）解释者总是特定时空中的人，后一种定向因而具有操作层面的天然优势，而前一种定向由于经典文本与解读者存在的时空距离，往往只是一种朝向原文意涵的诠释努力。在当代道家诠释者探求《老子》元义的定向努力中，20世纪后期的两次出土文献提供了极大的诠释助益与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简帛《老子》的文本特征与学术评价
1973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帛书材料，其中有两种版本的《老子》。帛书《老子》在内容上与后世各本大体相同，虽然没有分章符号，但81章悉数在录，章序与通行本基本一致，只是通常被视作《老子》两部分的《道经》（1—37章）和《德经》（38—81章）在帛书中的顺序全然颠倒。学术界基于抄写字体的不同和出土时所在卷轴的不同，将帛书《老子》分为甲本和乙本。甲本用篆书抄写，凡169行，每行字数多为32个；乙本用隶书抄写，凡78行，每行字数为70个左右，从字数上来说，与现行王弼注本差别不大。
1993年冬天，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对郭店一号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挖掘，出土有字简730枚。整理者根据竹简形制、抄手的书体和简文文意，甄别出其中71枚竹简系时人对《老子》文本的传抄，可追溯到战国中期，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老子》传抄本。竹简《老子》不分《道经》《德经》，章节顺序与今本也不尽相同，但其绝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尺寸和形制不同的甲、乙、丙三组简文，总字数为今本《老子》的三分之一左右，各简内容无重复，每一组内部有相对统一的主题，甲组简39枚，涵盖今本近20个章节，主题是治国、道与修道；乙组简18枚，涵盖今本8个章节，主题是修道；丙组简14枚，涵盖今本5个章节，主题是治国。
帛书《老子》尽管存在当时一般抄本难免的文字错误，但比起晚于帛书本并且历经辗转传抄的王弼本和河上公本，帛书本较多地保留了《老子》原貌，语言上保留诸多“也”“安（案）”“矣”等虚词，不仅为《老子》文本解读提供了便利，也解决了前人校释《老子》时解决不了的难题。简本《老子》在分章、章序、文字和义理上跟今本有不少相异之处，如被置于甲本开始的文字（即合于通行本19章的部分），与通行本及帛书本有明显区别，后两者中的“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在简本中变成了“绝智弃辩”“绝伪弃诈”。裘锡圭、陈鼓应等学者认为，简本的这一区别具有无比重要的思想史价值，证明早期老子思想并非针对儒家，道家与儒家并非不可调和，且其中体现的老子尚仁与守中思想呈现出明显的“儒道会通”。通行本中的“有物混成”在简本上是“有状混成”，虽则一字之差，却能够提醒人们关注老子的“道”与“象”的关系。此外，一些字的释读、句序等也有细微差异。学者们普遍认为，竹简《老子》文献的出土不仅能够让人们再度聚焦关于《老子》成书年代和成书形式的重要命题，更能有效反拨历史上认为老子反对法制或排斥仁义学说的固有看法，为老学研究打开宽阔的思想空间。
《老子》文本的时代价值与海外译介
《老子》自问世以来，人们对其思想意涵的阐释从未停止过，这些各不相同的解读极大丰富了道家思想的哲学体系。一般认为，史上对《老子》的注疏可追溯至战国时法家学派的韩非子，其《解老》《喻老》是迄今最古老的解释老子思想的著作。在老子看来，真正本体性的东西，是不可能用语言符号表达的，一旦我们用有限的符号来形容“道”，这个本体的无限意蕴便不可避免地被遮蔽起来。老子学说的遮蔽性和歧义性成就了其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注家最多”的奇迹。不同时期的《老子》注疏，都针对其时代所力图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是时代思潮在《老子》文本中的投射。
《老子》是中华古文明的结晶，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在中国还是在海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早在唐朝开国之初，高祖李渊就派道家学者远涉高丽国讲授《老子》，公元647年，玄奘法师奉太宗之诏翻译《老子》为梵文本。十六世纪，大批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老子》开始了它的西方之旅，被域外广泛翻译与研究。近世以来，西方各国争相从中国典籍中寻找民族持续发展的智慧动力，老子学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译介和研究老子思想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种风尚，《老子》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多寡甚至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汉学研究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准。《老子》的国际传播已成为世界思想史中值得注意的个案，这一诠释传统的延续与发展构建出独特的“全球老学”（Laozegetics）景观，南开大学“全球老学”中心主任邰谧侠（Misha Tadd）博士统计说，《老子》是当今世界上译本最多、被翻译得最频繁的哲学经典，目前共有97种语言的《老子》译本，总计2053种，其中英语译本最多，高达600余种。
《老子》译本内容丰富，既有哲学、汉学等学术性翻译，也有大众化的翻译，一部全球老学史就是《老子》哲学的传播和演变历史。《老子》思想的域外传播与弘扬始于待译文本选择，终于译本在异域的接受与流传。对存在版本、抄本问题的典籍文本而言，待译文本选择体现在对版本、抄本的甄别与使用。同是中国重要典籍的《论语》和《老子》在西方传播的境遇极为不同，除了后者在思想内容上远比前者更具现代适应性和解读挑战性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二者在版本、抄本问题方面不一样。《论语》虽然也存在版本、抄本问题，但其传世本与竹简本在内容方面没有大的差异，而《老子》的传世本、帛书本和竹简本在内容篇幅、篇章结构和语言文字上都存在重大差异。
由于帛书本和竹简本出土时间较晚，20世纪后期之前的《老子》外译本中，除了相当大一部分欧洲语言之间的相互转译本，选择汉语底本进行跨语际转换的译者全都依据传世本。由于当时汉学研究的局限，大多数译者没有明确的版本意识。20世纪后期，随着简帛《老子》文献的出土和发布，国内老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同期的海外也掀起老子研究热，国外汉学研究与国内先秦诸子研究接轨，学术界思想解放，阐释视域拓宽，对《老子》的注解、释义和考证研究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欣欣向荣景象，各种语言、各种版本、各种模态的《老子》译本层出不穷，在种类和数量上数倍于以往四个世纪的译本总和。
简帛《老子》的英文译介与国际影响
改革开放国门甫一打开，刘殿爵（1982）、韩禄伯（1989）、梅维恒（1990）等英语译者就率先将目光投向帛书《老子》，以帛书作为源本，参考传世本，翻译老子最新出土文献和发现，为西方尽早了解早期《老子》思想原貌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西方世界译介、研究帛书《老子》的高潮中，美国著名汉学家，达慕思大学宗教学教授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人物和重要推手。韩禄伯对帛书老子颇有研究，1976年读到帛书版《老子》便萌生了翻译的冲动，1979年在《通报》第65卷上发表长文《马王堆帛书〈老子〉研究：专释与王弼注的差异》，但由于撰写博士论文和相关课题的研究，在撰写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论文后才开始动手翻译，1989年推出译著《老子〈德道经〉：据最近发现马王堆本的新译》（Lao Tzu Te-Tao Ching: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wang-tui Texts）。韩禄伯帛书《老子》译本是学术研究促生的文本，译本列出帛书甲、乙本原文，竖版繁体，缺字均以方块填位，译本自出版后在美国、欧洲再版十数次，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费正清在译本扉页上高度评价说，韩禄伯教授的新著，于普通读者有两大好处：一是能够指出“《老子》这部著名经典的最新文本发现”，二是其研究成果的“精到与简明”。费正清认为，韩禄伯帛书译本“对每一句中的术语都有相当合理的解释，而这些术语对于某些译者来说，似乎是无法理喻和晦涩难解的”。
竹简《老子》的出版再次引起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掀起海内外学者简帛研究的高潮。竹简本在众多版本中时间上最接近祖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其内容远没有帛书本和传世本丰富，因而并不可能取代此二者。韩禄伯与艾兰（Sarah Allan）教授联合促成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发表当月即在美国达慕思大学举行的郭店《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到海内外二三十位道家研究的重量级学者与会并充分展开对话，极大推动了竹简《老子》的国际化进程，令世界各国学者看到了郭店竹简的重要学术价值。在此次会议及其后推出的英文会议论文集基础之上，韩禄伯、安乐哲（Roger T. Ames）、罗慕士（Moss Roberts）、顾史考（Scott Cook）、任博克（Brook A. Ziporyn）等美国学者，汉斯-马丁·萨斯（Hans-Martin Sass）、伊雷妮·米勒（Irene M. Miller）等德国学者，以及华人学者黄保罗、任远、黄俊雄等人纷纷将竹简《老子》列入翻译考虑，相继推出基于文献考证的英译本。至今总计出版18部关涉性译作，其中4部系完全聚焦性的翻译，其余14部译作以传世本或帛书本为翻译依据，或在前言、附录部分增加对竹简《老子》思想内容的论述，或附上竹简《老子》的译文。
1999年1月，世界上第一部郭店竹简《老子》英译由彼时在日本开展博士后研究的芬兰华人学者黄占竹（Huang, Paulos Zhanzhu）在东京出版，译本《郭店一号楚墓和太一生水及最早版竹简老子》（Guodian no. 1 Chu tomb and the earliest bamboo slip versions of the Laozi and the Taiyi sheng shui）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以简为单位分章翻译，利于学者查考各简内容，此外，书中还附有详尽的学理分析和探讨。由于该译作主要流通范围为日本学界，其他地区的学者调阅不易，因此流通程度并不广。
2000年初，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韩禄伯《郭店〈老子〉校笺》（Lao Tzu’s Tao Te Ch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tartling New Documents Found at Guodian），校笺依照竹简顺序，在每一条竹简英文翻译后，逐句进行详尽的注释和义理分析，之后以并列方式提供了竹简文字和通行本文字的对照，供感兴趣的研究者体悟思考，附录中收存有司马迁撰写的《老子》传记，以及韩禄伯本人对传记的评论和注释。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促使人们审视竹简《老子》的历史意义，成为此后西方学者开展老学研究和译介的重要参考，获得使用者广泛赞誉。2002年，邢文将韩禄伯英译帛书《老子》和竹简《老子》编译为中文《简帛老子研究》出版，促进了国外简帛《老子》研究成果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国内老学研究的对话和思想碰撞。
2012年，另一部在英语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郭店《老子》研究著述由美国学者顾史考完成。康奈尔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部东亚研究系列著作《郭店竹简研究大全》（The Bamboo Texts of Guodian: A Study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上下两卷，厚达1200页。译著者依据从近千条数据文献中提炼出的学术成果，对文本进行了大量注释，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易于处理的基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李孟涛教授评述说，顾史考对郭店《老子》手稿语料的全面研究和翻译，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性，还在于主题的特殊重要性。这本可读性极强的译本，不仅呈现郭店《老子》的原文和译文，还有几乎所有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观点，对大多数学者来说，是一本非常方便的“一体式”书籍，可供所有西方人使用。
2017年，德国伦理学家汉斯－马丁·萨斯教授和伊雷妮·姆·米勒女士在德国利特出版社推出中国学者侯才的德文专著《竹简〈老子〉文本校注》英译本The Guodian Bamboo Slips Lao Zi。译本采取英汉对照的形式，汉语有古文和相应的白话译文，在英国、北美、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发行。侯才教授德文原著以简明的语言、短小精炼的篇幅对竹简《老子》和《太一生水》篇进行了考订、研究和翻译，附有篇幅较长的“导论”和一百余条注释，获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等人高度评价。英文版《竹简〈老子〉文本校注》虽然是基于侯才教授的二次解读和分析，但由于翻译团队在哲学界的影响，以及该书的发行地区较为广泛，在欧洲汉学圈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
《老子》是道家的基本经典，其核心概念和思想奠定了中国哲学的道家主干，1973年和1993年出土的简帛《老子》，为重新探讨《老子》相关问题提供了契机，在国际思想史界掀起绵绵不绝的研究热潮，为全球化视域下推动儒道会通、中西融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中外学者从文献批评和文字学视角，展开对出土版本的介绍和研究、对术语的历史考证和对古汉语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为中华文化经典《老子》走向全球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作者：辛红娟、贺莺，均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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