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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2年的《“新子学”构想》中就明确提出了“新子学”要取代经学，成为新时代国学的主导。从《四论“新子学”》开始，更是明确对《汉书·艺文志》“经尊子卑”的话语体系进行了大力的批判，以凸显其“平视百家”“平视经子”的态度。可以说，“新子学”自其提出伊始，便掀起了新一轮的“经子之争”。而在这一系列的讨论之中，“新子学”所批判的经学，指向的是“历史上积淀的经学思维或者以道统自居的态度，这种思维与态度挤压了理性商讨的空间，破坏了思想多样性与文化包容性”（方勇：《“务为治”：“新子学”的学术理念与价值要求》，《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1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承担这一“独尊”角色的，正是儒学。“新子学”也在其叙述之中，一再提及反对儒学一家独尊。《六论“新子学”》重谈孔老问题，其实质也是反对儒学的独尊和在此情境下儒学对学术的宰制。可以说，消解儒学的“经学”特点，是“新子学”一以贯之的一条路径。虽然“新子学”反复强调“孔老并尊”“平视百家”，以表明“‘新子学’与经学、儒学并不对立”（同上），但现阶段对“新子学”的讨论，其视角仍总体偏向于与儒学立异，而不是从正面去涵括儒学。但这样的表述，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反对儒学专制，似乎并无二致，却又与当下儒学的实际情况不符。
当然，除了反对儒学专制，“新子学”对儒学还有另一重表述，即将儒学视为子学之一。《子藏》收入《论语》《孟子》《荀子》等儒家著作，《“新子学”构想》中即提出的子学原典也包括《论语》《孟子》《荀子》。《“新子学”申论》着重论述了“新子学”和“新儒学”的区别，其中尤其强调：“儒学根本上还是子学的一部分。”“儒家只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放弃单一优先的理解，而代以复合多元的理解，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看待中国学术内部的曲折。”应当说，这一关于儒学的叙事，才是恰当的。事实上，历史上的儒学，一直都走在一条“子学化”不断深化的道路上。
一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经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之前，如郦食其、陆贾、贾谊等儒生，仍是典型先秦诸子之风。至武帝以后，董仲舒、刘向、扬雄最称大儒，仍有诸子遗风，然已深受经学影响，故其著述皆与经学相关。而东汉以后，经学已经深入人心，虽有王充、王符、仲长统、荀悦等人继起其间，但其格局已不能与西京诸子相比，唯马融、郑玄等经师成就最高。可以说，自汉武帝之后，儒学确实走在一条经学化的道路上。而由马融、郑玄等开创的义疏之学，历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代编纂《五经正义》，代表的正是完全经学化的一段儒学发展史。然而，《五经正义》的编纂，却也宣告了传统经学义疏学的结束，实际上也标志着儒学与经学紧密结合时代的结束。中唐时期，一方面“疑经”思潮渐渐兴起，如刘知几、赵匡、郭京、成伯玙等，乃就传统经典及其阐释发起质疑与挑战；另一方面“新儒学”也初露端倪，韩愈、李翱、皮日休等人宣扬“道统”之说，发明心性之学。而这两点，也正是宋代理学产生的根基。
从本质上来说，程朱理学的成功，实际是作为子学的儒学，成功取代了汉代以来的经学。其一，程朱理学建立在宋代“疑经”思潮之上。如程颢、程颐、朱熹均改订《大学》；程颐《易传》大量改订《周易》原文，又怀疑《书序》《金滕》，指出：“《礼记·儒行》《经解》全不是。”朱熹否定《诗序》，指《诗经》中的部分篇目为“淫诗”，又怀疑《书序》、怀疑《古文尚书》。《四库》馆臣云：“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所据，则六经亦可改。”（《孝经问》提要）“儒者不肯信传，其弊至于诬经，其究乃至于非圣。”（范处义《诗补传》提要）所谓的“以理断”，实即以儒学断，不复以经学为本位也。其二，建构了以子学为核心的经典体系——“四书”。《论语》《孟子》本为子书，固无疑问。《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属于唐代“九经”的范围。但是在程朱理学的论述中，《大学》为曾子所作，《中庸》为子思所作，于是二者得以独立，成为了子书。传统语境中，“四书”往往又称“四子书”，尤可见得其子书性质。由此可见，程朱理学的根基就是子学。而这一“四书”体系，自其提出之日，便在挑战传统“五经”的地位。学界素有“五经时代”与“四书时代”的划分，其实正是“经学时代”与“子学时代”的表现，更是儒学回归子学的一大关节。其三，程朱理学积极吸收采纳了以佛老为代表的子学思想，不必赘言。
学界诟病程朱理学“专制”的一点，在于其强烈的“辟异端”态度，对儒家以外的子学表示拒斥和否定。这确实是自韩愈以来的一大传统，但其本质与孟子辟杨墨、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和墨子等批评儒家等先秦诸子之“争鸣”并无二致。不过，由于宋元以后，儒学占据了学术思想的主体地位，又得到国家力量的推崇，这一“辟异端”的理念确实对其他学术思想起到了极大的压制作用。
但是，儒学自身的发展，则是日益子学化。明代陈献章、王阳明均继承陆九渊“六经注我”之态度，强调“自得之学”，王阳明甚至强调杨墨老释等诸子之学“犹有自得”（《别湛甘泉序》），较之当时儒者更为近道。所谓“自得”，即是刘勰论诸子之“入道见志”之谓。明代学者皆各标宗旨，其实正反映了明代儒者并不拘守一家，而是各自“入道见志”，以逞己见。王汎森就指出：“各标宗旨的前提是学问是多元而不同。”（《明末清初思想中之“宗旨”》）这正是“新子学”所提倡的“百家争鸣”“多元”，也正是当时子学化浸入儒学骨髓之表现。
晚清戴震等人于思想方面颇有阐发，而如《孟子字义疏证》之作，大抵仍不出明儒范畴。儒学之真正进一步发展，则以清末康有为之《公羊》学及发起“孔教”之事，而其所以立学之本，则尤受西方政治、宗教思想之影响。此后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马一浮、冯友兰等人倡为“新儒家”，积极吸收佛教和西方哲学思想，倡导对于宋明理学和心学“接着讲”，乃于儒学史上肇开新篇。蔡仁厚总结牟宗三的学术贡献有五，其言曰：“表述心性义理，发挥外王大义，疏导中国哲学，消纳西方哲学，会通中西哲学。”这其实正可用于整个“新儒家”。在“新儒家”而言，关怀现实、吸收学理、创造新说，乃是基本信念，是即其子学精神之集中体现。
综上，儒学虽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经学之附庸。然自中唐以后，则一直走在子学化的道路之上。宋代理学之勃兴，实际是作为子学的儒学，取代了传统经学化的儒学。明代之“自得”与“宗旨”，则已是儒学内部子学精神之集中体现。至于晚清民国以来的新儒家，更是一群典型的思想家在发挥子学精神，振兴传统文化。事实上，无论宋代、明代以及晚清民国以来的儒学大家，按照今天的说法，均可称之为“哲学家”。而从子学的角度来说，这正是儒家诸子发扬子学精神，各自“入道见志”，从而自作新子。儒学之发展史，实际上是一个“子学化”不断深入的进程。而儒学发展的成功，事实上证明了“子学”本身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新子学”应当正视此点，构建更加积极正面的儒学叙事。
（作者：孙广，系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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