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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3年11月08日 星期三

    透过“鲜亮的环节”看到全面的生活

    作者:张志忠 《光明日报》( 2023年11月08日 14版)

        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中的丰富细节,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风貌,而且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图片选自发表在《连环画报》1982年3月号的同名连环画。

        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中的丰富细节,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风貌,而且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图片选自发表在《连环画报》1982年3月号的同名连环画。

      【探寻细节的魅力与张力】

      叙事性的文学作品中,细节是最小单元,但它的意义非同小可,甚至是决定一部作品成败的重要元素。如作家陈忠实所言:“细节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对于人物刻画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一个个性化细节对人物心理隐秘的揭示,胜过千言的平面介绍。不仅如此,好的细节的艺术效应甚至是多层面的。”我们可以补充说,这样多层面的艺术效应,不单单是叙事状物、描摹人物,还在抒情色彩与艺术象征、思想蕴涵与想象飞升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细节塑造人物、推动故事、烘托情感、营造象征

      1958年,茅盾在集中阅读了一批短篇小说新作后,写出一篇评论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他激赏茹志鹃的《百合花》,对这篇小说的细节描写赞不绝口,认为茹志鹃在展开故事和塑造人物两个方面结合得很好,“而且尽量让读者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的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百合花》中青年战士的枪筒里插着两根树枝和一朵野菊花,显露出他不曾被战争扭曲的爱美之心。青年战士和新媳妇为一床洒满洁白的百合花的枣红色被子发生纠葛,是两位不善于和异性打交道的青年男女间的有趣冲突。他的军装肩膀处有个破洞,匆促而腼腆的他等不及补好军装就急忙离去。他牺牲后,新媳妇为他一丝不苟补好军装的细节,则表达了特定情境下的人民之爱、女性之情。这些细节,既是故事中的波澜,也是人物性格与心灵的展现,同时又富有抒情色彩。如茅盾所言,这篇小说没有闲笔,每个细节都派上用场,同时又富有浓郁的抒情性。作品结尾处,“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在早先,这洒满白色百合花的婚被,曾经是新媳妇对婚后生活的美好寄托,此时此刻,它的象征意味却转换为她对已牺牲青年战士的崇敬与爱戴了。

      孙犁也是惜墨如金、善用细节的高手。他的小说往往没有贯穿性的矛盾冲突和起承转合的情节脉络,不是按照故事情节的逻辑去揭示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结局,而是抓住几个富有表现力的场景,几个展示人物心灵、推动故事演进的动人细节,按照情感的逻辑,去渲染和强化,直至抒发得尽情尽意为止。

      孙犁在创作谈中写道:“要看一个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最特殊的部分,和整个故事内容、故事发展最有关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它,用重笔调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现出来,发射光亮,照人眼目。这样就能达到质朴、单纯和完整的统一,这即便写的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环节,但是读者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鲜亮的环节,抓住整条环链,看到全面的生活。”在他的笔下,那种经过反复渲染而得到凸现的“鲜亮的环节”,是作为贯通作品脉络的真气而无处不在的。

      《山地回忆》中有个十六七岁的泼辣的农家女孩,一出场就气势不凡,看“我”站在河边的石头上洗脸,马上就发难说:“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然后是她的肖像勾勒,“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在两人的来言去语中,尽管“我”已经做了足够的退让,她仍然不依不饶:“我们是真卫生,你是装卫生!你们尽笑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都刷刷干净!”她的快人快语,娇嗔自得,得理不饶人,几句话过来过去,就得到充分的刻画。

      王安忆的《流逝》中,对于排队购物,有一段通透而“不隔”的细节描写,让人过目不忘。《流逝》写上海大资本家的少奶奶欧阳端丽,大学毕业后嫁入豪门,养尊处优,安享富贵,无须为生计奔波,不必为买菜做饭犯愁。后来,身为三个孩子母亲的她坠入人生困境,依靠生命的韧性学会自食其力,穿越艰难岁月,若有所得,若有所思。作品质朴隽永而韵味无穷,颇有莫泊桑《项链》中玛蒂尔德夫人落难重生的情味。

      欧阳端丽在人生的改变中,有个排长队买鱼的细节。排队人多,为了防止有人违规插队,损害别人的利益,有人给大家编号、写号、验号,以维持秩序。这样的司空见惯之事,被王安忆写得颇有几分惊心动魄。欧阳端丽为保障家中孩子们的营养,半夜起来到食品商店门口排大队,买上市数量有限的带鱼。维护排队秩序的人粗暴地用粉笔把号码写在人们的衣服上,欧阳端丽感觉有点不舒服,她小心翼翼地翻起衣角,要人家把编号给她写到衣服内里。孰料因为粉笔字写在夹袄的羽纱里子上,和她内面的衣服擦擦碰碰,形迹模糊,竟至无法辨识,无法确证她的排队者身份,她差点儿被清除出队列,幸好有人站出来替她做证明,她才得以买到两斤鱼。习惯于大户人家生活的欧阳端丽,也加入普通市民的柴米油盐、市井生活中。时代氛围、现实处境、个人心性,汇聚在这个生活气息饱满的细节之中。

    细节有时旁逸斜出,给作品带来意外的神采

      在许多时候,细节的力量还在于溢出作家的本来意图,给作品带来意外的神采。王蒙是一位贯穿中国当代文学70余年历程的作家,始终对现实生活充满热情的关注与追寻。他的笔下有着一个知识分子面对青春、理想、历史与精神世界的深刻思索。这些宏大的命题,又都渗透在一个个鲜活动人的生活细节中。而且,这些生活细节,并不必然地服从于作品的宏大命题,却有些旁枝逸出,丰富了作品的蕴涵,形成王蒙所独有的“杂色填充主色”的叙事特征。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林震和赵慧文一起欣赏收音机里播出的柴可夫斯基乐曲《意大利随想曲》的细节,让人感到温馨、明丽,感到两位青年男女在特定情境下的知音认同。林震从乐曲中体会到,“一种梦幻的柔美的旋律从远处飘来,慢慢变得热情激荡。提琴奏出的诗一样的主题,立即揪住了林震的心。他托着腮,屏住了气。他的青春,他的追求,他的碰壁,似乎都能与这乐曲相通”。赵慧文也把自己的人生印记融入这支曲子,“我在文工团的时候常听它,慢慢觉得,这调子不是别人演奏出的,而是从我心里钻出来的”。林震与赵慧文,以充满朝气和理想的目光审视现实生活,两人的接近有着抱团取暖的相濡以沫,他们共同的音乐欣赏品位更加贴近灵魂深处,微妙、梦幻又令人神往。

      “细节充实思想”的情形,也出现在作家徐怀中的《牵风记》中。近些年的文学创作,有一个重要的趋向,就是对作品思想深度与思考力度的强化,如李洱的《应物兄》、艾伟的《镜中》等。这也给如何处理形象与思想、细节与性灵的关系提出新的挑战。徐怀中《牵风记》的主人公汪可逾在很大程度上是巴赫金所言的“思想形象”,她同时承担了作品所要求的双重使命,以刘邓大军麾下一位女战士的身份,亲历千里挺进大别山艰辛悲壮的战争烽烟,展现人民解放军的英雄风采,同时以独具慧根的恬静纯然,展现返璞归真的传统思想。正如徐怀中所言:“我觉得人类的前景就在于返回,回到原点,回到人类最初的时候,虽只有最简单的物质条件,但是有很纯洁的内心。”

      如果说,表现人民军队的牺牲精神和决胜强敌的气势如虹,对于久经战争考验的徐怀中来说不是很困难,那么,归返生命之初的本真,未必是适合文学表现的形而上命题。徐怀中为汪可逾设置了一系列精当细节,让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在浑然不觉的天真中展露出生命的天然纯美。

      汪可逾在作品中出场伊始,就有一种空灵超逸的感觉。她以过路女学生的身份,响应战士们要求观看有女性角色的文艺演出的喧哗呼声,挺身而出为根据地军民演奏古琴,她在舞台上一亮相,就神韵非凡,让旅参谋长齐竞大为惊讶:古琴有散音、泛音、按音,汪可逾却偏爱空弦音,在乐曲开始前和结尾处都多加一个空弦音。老子讲以空而纳万物、包容所有、道法自然,古琴亦然。汪可逾在其短暂的生命中,与一把宋代古琴相伴相行,为了这把古琴的完好,她放弃了奔赴延安的宝贵机会,又在生命终了之前,用无弦之琴演奏《秋夜读易》《渔樵问答》等古琴名曲,以此凸显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至境。

      但她并不绝对地超然物外,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一个有着生活热情和爱情向往的女性。心高气傲的齐竞追问她在遭遇敌人后是否受辱,她在最后一次离别时怒斥道:“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这是一个纯洁灵魂的出离愤怒,也是她在作品中唯一一次动怒。她可以承受那么多的飞短流长,但不能容忍这位心上人的狐疑。这成为汪可逾性格另一侧面的闪光瞬间。空,不是空白,而是空灵高远;无,不是虚无,而是有无相生。玄思由此赋形,灵想得以附身。借助一个个有生命力和张力的细节,汪可逾成为灵魂飞举又血肉丰满的女战士形象。

      (作者:张志忠,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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