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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鄂豫皖苏区红军转战四川通南巴地区，建立川陕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5月，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川陕苏区红军撤离该地区，前后共历时两年多。在这两年多时间里，苏区党组织领导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对这块人口稀少、地域广大的区域进行了全方位治理和整体性建设，把这块当时较为贫穷闭塞的区域建设成政治保持稳定、经济较快增长、社会文明大有进步的红色政区，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治理国家积累了经验。
川陕苏区建设的措施
苏区党和红军要建成一块军事上可战胜敌人、红色政权能不断趋向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就必须采取措施发展经济，保证军需、改善人民生活，广泛开展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尽可能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以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红色政权的向心力。
经济建设。当时，川陕苏区被连续“围剿”，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保障军需，并保障通南巴贫穷地区广大人民的生活、逐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筑牢确保苏区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苏区整体性社会建设的首要工作是发展经济。1933年2月，党组织和红军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后，立即把发展苏区经济提上日程。
在农业方面，苏区政府一经建立便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目标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苏区政府大力给予农民资金支持，扶持各地开办农具厂并采购种子。仅1934年，省苏维埃政府就拨出粮食种子15万斤帮助缺种子的贫农和红军家属。对劳动力不足的家庭，苏维埃政府组织各种合作社进行互帮互助以保障耕种。
在工商业方面，川陕苏区调整了“整个产业收归国有”的政策，实行将小企业和中等企业出租，甚至将小企业转让的政策。在工商业领域形成集体和私营等不同经济形式并行互补的体制，从实际出发来解决苏区的经济问题。同时，苏维埃政府还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各类工商企业资金、物力、人才等多方面支持。其中，政府对工业企业人才的支持较为突出，制定了对专门人才实行薪金制，对特殊人才给予更多尊重以调动其积极性等政策。
为了筹集资金办工业，苏区成立了名为“经济公社”的综合性经济实体，可工可商，以商业为主。但“经济公社”并不垄断商业，“苏维埃政府保证商业自由，不妨害商品与市场的关系”，“欢迎自由投资，苏区、白区各种资本可以自由经营”。1933年，苏区政府还对大小商人一律免税，以促进商业繁荣。特别指出：“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商业自由的任何限制完全不能允许；……现在就将工业和手工业收归国有，这样的企图，是不适宜的，而且是有害的。”不仅如此，苏维埃政府对苏区与非苏区间的贸易也实施宽松的管理，明确指出：最适宜的是苏维埃政府对于苏区与非苏区的贸易采取登记制度或它种监督的方式。（《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集成》〔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川陕苏区政府建立后，还因地制宜地制定并实施了有效金融政策。其特点是不宣布旧币无效，而是采取一些过渡措施，使苏区形成纸币、布币、铜币和银币四种货币共用的局面。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货币多样化并不利于货物交换，苏区政府也希望尽早统一货币，但认为发行纸币“应该非常谨慎，尽可能避免苏维埃货币之跌价”。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这种过渡性多元并存的货币体系，不但有利于边区金融的稳定，也有利于苏区与非苏区间的物资流通。1933年底，川陕省工农银行成立，号召“集中农民手里的零碎经济聚成集团经济，变乡村睡着的经济为活动生利的经济”。工农银行成立一年后，“苏维埃银圆钞票，在川陕省流通，不但没有拒绝不用，而且有许多群众把自己的银元拿到银行里调换钞票来行使。银行里准备金十分充足，无论来多少钞票，均充分兑现”（同上书，下册第1599页）。这些举措促进了苏区金融业的繁荣。
教育文化卫生领域的政策措施。面对国民党军队连续“围剿”的形势，川陕苏区党组织和红军仍然不忘为人民谋利益，并致力于发展边区文教卫生事业，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发展教育依据“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652页）。除各县设立列宁学校办好普通教育，川陕省苏维埃要求把教育工作的重心放在“发展社会教育”上。在苏区创办乡村学校和苏维埃干部学校、红军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党校、妇女学校等各种学校。还由政府筹资广设剧团、俱乐部、阅览室、运动场、报刊，举行晚会、歌咏、演讲、读报等活动，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并在全社会进行革命意识培养。
在医疗卫生建设上，政府每年拿出相当数量的财政收入置备医疗器械，改善苏区军民健康状况。卫生建设主要包括专业医院建设和医疗卫生知识宣传普及两方面。医院又分为隶属于军队的红军总医院和苏维埃政府创办的工农医院两类。军队医院有红军总医院1所、分医院5所，军医院5所，团医务所44所；苏维埃政府办的工农总医院1所，分医院6所，县工农分医院23所，工农药店、药铺160多处。各个县苏维埃设有医疗室，形成医疗卫生机构网络，大大改善了苏区医疗卫生落后的状况。
川陕苏区在社会风气改良和社会观念塑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妇女解放和禁烟等就是其主要体现。川陕苏区两年间召开了三次妇女大会，提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妇女工作的七大任务，作出《婚姻问题决议》，要求把“婚姻问题”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相结合”加以解决。帮助妇女通过“参加整个阶级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在相关政策引导下，妇女们开始追求平等的夫妻关系，追求更广阔的人生，当时苏区流行的很多歌谣都反映出这一趋势。
禁烟运动是改良社会风气的另一重要方面。据统计，“红军入川前，川陕地区成年男子90%以上吸食鸦片，成年妇女吸食者为60%，放牛娃都会烧烟”（李学明主编《川陕苏区总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0页）。苏区政府多管齐下抓禁烟：禁种鸦片；禁开烟馆，销毁烟具烟土；查办各种烟贩；登记烟民，集中戒除，公开处罚违禁者；规定“戒不了烟就不能当红军”，等等。禁烟政策调动了吸食大烟者戒绝烟毒的积极性。据徐向前回忆，经过苏区各方努力，“禁烟运动逐步进入高潮”。加之红军医院、工农医院辅以免费药物治疗，长期存在的烟毒危害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川陕苏区建设的特点与成效
川陕苏区建设呈现出军民兼顾以军事为主、社会动员手段灵活接地气等特点。苏区社会建设的目的是保障军需和民用，但更注重军需。这点在企业投资、工厂建设的种类、数量和规模上体现明显。修造枪炮的工厂一般由军队和政府投资，注资较多，规模较大。而民用工厂一般由民间投资，政府主要以政策鼓励。军情不紧张时，军需民用统筹兼顾，军情紧张时则以军需优先。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时，文字浅显易懂、接地气，语言多采用地方话，使当地民众易学易懂。宣传言简意赅，使群众一目了然。如红军政治部编印扩军的10条宣传标语绝大多数都贴近群众切身利益，十分利于群众接受。平时的教育宣传也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内容和方式。如儿童站岗放哨时把《百家姓》等作为教材，加强文化教育。这些主要运用民众习惯方式和熟悉语言开展的文化教育，使苏区群众在接受革命道理的同时，文化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更新。
川陕苏区尽管只存在了两年多时间，但整体的建设成就仍然可圈可点。在经济建设方面，农业出现了繁荣景象，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农民们也欣喜地说边区农村出现了“谷出双穗”，“麦见二吊”，过年自己可以杀猪的好年景。工业建设亦成就斐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部队创办的国营军需工厂19个，军队和政府合办的军需工厂5个，地方苏维埃创办的军需工厂10个。民用工业工人发展到20000多人，农村的工匠有近15万人（《川陕苏区总卷》，第346页）。在文教卫生建设方面，有23个县及所辖乡建成了列宁学校。通江、南江、巴中还设立了列宁中学。培养干部的学校种类丰富，还创办了邮电、通信、新闻等专门学校。精神文化建设中最突出的成就体现在妇女解放和禁烟禁毒领域。据统计，参加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女工农妇至少有30万人，直接进入机关、部队、工厂的妇女达1万人以上。禁烟的成效对苏区民众精神风貌的重塑产生了巨大作用。连国统区的《国闻周报》也报道说：“在通南巴赤区内，鸦片烟种植是绝对禁止了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禁绝曾经泛滥成灾的烟毒，创造了边区社会建设的一大奇迹。川陕苏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面貌，促进了苏区的持久稳定和红军部队的发展壮大。
（作者：焦明江，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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