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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伴随着“游走”，形式多样的文学创作活动相伴而生，而经历鼎革的清初（顺治元年至康熙中期）更具独特性。舆图换稿的现实激生出一大批“不安于居”、游走四方的文人，他们以游为隐、借游谋食、因游求道，也进行了图谋“复明”、祭奠山水或结交英豪等活动，其“游走”所构筑的文学世界也因之发生变化。诚如魏禧所说：“游道广而声诗盛，近古以来未有过于今日。”（魏禧《江湖一客诗叙》）游走让文人得江山之助，创作了大量山水、投谒、送别、唱和诗，即便他们代幕主撰写文章、奏疏、信札等，也助力于清代骈文的复兴。其中所饱含的心境、动机、境遇与前代迥异，促成了诸多文坛“新质”的生成，而诸如编纂、评点诗词文集对文坛风气的转移，流人文学兴盛等，更带来了士人人生选择和治生方式的复杂化，构成审视作为文学主体的“人”的特殊史料。
“游走”的复杂面向与人生选择
因明清易代，文人“游走”的动机更为多元，呈现出复杂的人生选择面向。他们登山赴水，与自然为友，甚而苦游、穷游，以“浪迹”行为自虐自苦。顾炎武曾在“游”中数谒明孝陵以“寻求悲壮”，行走边塞以勘察舆地，复国之意味不言自明。还有文人以“游”来联络声气，互通消息，郑成功北上与张煌言合兵直逼金陵，就离不开魏耕、归庄等人的游走联络。
饱经丧乱的清初士人普遍贫困，其游走也多了一份红尘苦味，似乎更“世俗”化。他们往往主动或被动打破“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人格坚守，“饥驱”成为游走的重要原因。江西易堂诸子因饥驱而游艺四方，苏州计东亦因饥驱而浪游南北，学者陈确甚至表示“治生尤切于读书”（陈确《学者以治生为本论》）。与此相关的“利达”之诱也是文人纷纷出游的真正动因，或流寓他乡，或入幕为宾，或坐馆为师。黄宗羲云：“慨然记甲子蹈东海之人，未几已怀铅椠入贵人之幕矣。不然，则索游而伺阍人之颜色者也。”（黄宗羲《陆汝和七十寿序》）计东也说过：“往来京师几二十年，见友人之得为幕府上客，扬扬盛车骑出国门者，不可胜数。”（计东《赠韩灿之之浙江幕府序》）可见用世之志与谋身之需之于文人人生选择的切要。游走，让清初的游幕进一步职业化，扩大了士人的生存空间和治生路径，也推动了地域间文人的流动与切磋。
“游走”的休止符有时就是“流寓”。遍布乡野与城市中的“流寓”现象在清初更加普遍，诸多结社、文会，常有流寓者的身影侧身其间，长期游食异乡的曾灿发现某次集会中“强半是流寓”。彼时江浙地区的文化繁盛，诸如淮安诗坛的崛起、扬州社集唱和的繁兴等，多得益于流寓文人的引领，朱彝尊断言“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朱彝尊《鱼计庄词序》）。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词科促成众多诗词文曲大家汇聚京师，其中不少文人曾游走四方，或因入选为官而流寓北方，对南北文化的交融以及全国文化中心的日益北移作出了贡献。
“游走”与文坛新风尚
“游走”带来了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变化，也带来了南北文化的充分交流。清初时期，诸多重要的文坛活动与风尚新变借由游走南北的文人通力完成。诗集编选活动如顾有孝《百名家英华》兴起的宗唐风气、吴之振《宋诗钞》引领的宗宋趣尚等，都是南北文人共同参与的结果，借由游走与传播，在江南与京师等地产生持续性影响，力扫诗坛积习，诗风一变而为宗唐抑或宗宋，以达到立论、存史与标榜声气的旨归。此际，诗文主题征集活动亦兴盛，文集结撰也随之完成，其文学建构之功也往往有赖于文人的南北游走。他们利用诗文主题征集结识四方名流以获声名，与清初词坛复兴局面息息相关的词集评点活动也来自这一风尚。词作者与评点者在创作、理论与实践上的多维互动，饱含着清词中兴的理论自觉，并辐射了南北文坛。
游走文人生存、交往方式的变迁，也与文体形态发生交互性影响，促进了各类文学体式的繁盛。那些赫赫有名的文人时常会因请托而作文，较多者为铭状墓表、传记碑志、诗文序跋等。他们应约而完成的文章中有很多见解独到的佳作，成为了解人物、文化、时代的重要文本来源，对清初古文新格局的形成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戏曲与小说则因文人的游走而得到了雅俗互构的机缘。清初戏曲与小说，实际与游走文人进入社会后目光真正向下密切相关，在内容上更关注下层、艺术上呈现雅俗互渗的倾向，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都具有作者游走南北、广泛接触社会而形成的这一特征。
案狱激生中的“游走”与文人心态创作
清初著名的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奏销案等大案成为文人行迹、文学趣尚的重要转折点，并促兴了清初的流人、游人文学。如身陷顺治十四年（1657年）科场案的吴兆骞、方拱乾、方孝标、丁澎等皆被流放至东北，不幸遭遇和丰富阅历为其创作提供了更为特殊的素材和多维的情思，助兴了流人文学的成立。
案狱给文人带来的影响自然延伸到文学创作中，涉案士人在惊惧不安的同时，留下了各种或隐曲或直白的生动记述与表达。“忧能伤人”（吴伟业《与冒辟疆书》）是屡经打击文人的心态写照，如多艳丽辞章的吴兆骞流戍后转为偏尚激楚之音，本以艳情当行的彭孙遹词风“率多悲壮”（李调元《雨村词话》）。
易代后的游走促生了文人生存空间的扩大，有利于其自我心性的塑造以及文学世界的建构，其中主动的地域、文化选择所呈现的动机、背景、心理内容也更为丰富。要之，以游走文人的文学视界为纽带，绾合政治局势、地域空间、学术思想、士人活动、作品文本等多层面文化因素，在历史图景还原基础上审视各种文学质素的互动关系，呈现文坛所构成的动态系统，是考察清初文坛生态和文人文化性格之成长的重要路径，亦是检视文坛理应重视的一个理论视角。
（作者：于金苗，系黑龙江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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