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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3年10月30日 星期一

    清初文人的“游走”及其文学世界建构

    作者:于金苗 《光明日报》( 2023年10月30日 13版)

      文人之“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伴随着“游走”,形式多样的文学创作活动相伴而生,而经历鼎革的清初(顺治元年至康熙中期)更具独特性。舆图换稿的现实激生出一大批“不安于居”、游走四方的文人,他们以游为隐、借游谋食、因游求道,也进行了图谋“复明”、祭奠山水或结交英豪等活动,其“游走”所构筑的文学世界也因之发生变化。诚如魏禧所说:“游道广而声诗盛,近古以来未有过于今日。”(魏禧《江湖一客诗叙》)游走让文人得江山之助,创作了大量山水、投谒、送别、唱和诗,即便他们代幕主撰写文章、奏疏、信札等,也助力于清代骈文的复兴。其中所饱含的心境、动机、境遇与前代迥异,促成了诸多文坛“新质”的生成,而诸如编纂、评点诗词文集对文坛风气的转移,流人文学兴盛等,更带来了士人人生选择和治生方式的复杂化,构成审视作为文学主体的“人”的特殊史料。

    “游走”的复杂面向与人生选择

      因明清易代,文人“游走”的动机更为多元,呈现出复杂的人生选择面向。他们登山赴水,与自然为友,甚而苦游、穷游,以“浪迹”行为自虐自苦。顾炎武曾在“游”中数谒明孝陵以“寻求悲壮”,行走边塞以勘察舆地,复国之意味不言自明。还有文人以“游”来联络声气,互通消息,郑成功北上与张煌言合兵直逼金陵,就离不开魏耕、归庄等人的游走联络。

      饱经丧乱的清初士人普遍贫困,其游走也多了一份红尘苦味,似乎更“世俗”化。他们往往主动或被动打破“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人格坚守,“饥驱”成为游走的重要原因。江西易堂诸子因饥驱而游艺四方,苏州计东亦因饥驱而浪游南北,学者陈确甚至表示“治生尤切于读书”(陈确《学者以治生为本论》)。与此相关的“利达”之诱也是文人纷纷出游的真正动因,或流寓他乡,或入幕为宾,或坐馆为师。黄宗羲云:“慨然记甲子蹈东海之人,未几已怀铅椠入贵人之幕矣。不然,则索游而伺阍人之颜色者也。”(黄宗羲《陆汝和七十寿序》)计东也说过:“往来京师几二十年,见友人之得为幕府上客,扬扬盛车骑出国门者,不可胜数。”(计东《赠韩灿之之浙江幕府序》)可见用世之志与谋身之需之于文人人生选择的切要。游走,让清初的游幕进一步职业化,扩大了士人的生存空间和治生路径,也推动了地域间文人的流动与切磋。

      “游走”的休止符有时就是“流寓”。遍布乡野与城市中的“流寓”现象在清初更加普遍,诸多结社、文会,常有流寓者的身影侧身其间,长期游食异乡的曾灿发现某次集会中“强半是流寓”。彼时江浙地区的文化繁盛,诸如淮安诗坛的崛起、扬州社集唱和的繁兴等,多得益于流寓文人的引领,朱彝尊断言“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朱彝尊《鱼计庄词序》)。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词科促成众多诗词文曲大家汇聚京师,其中不少文人曾游走四方,或因入选为官而流寓北方,对南北文化的交融以及全国文化中心的日益北移作出了贡献。

    “游走”与文坛新风尚

      “游走”带来了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变化,也带来了南北文化的充分交流。清初时期,诸多重要的文坛活动与风尚新变借由游走南北的文人通力完成。诗集编选活动如顾有孝《百名家英华》兴起的宗唐风气、吴之振《宋诗钞》引领的宗宋趣尚等,都是南北文人共同参与的结果,借由游走与传播,在江南与京师等地产生持续性影响,力扫诗坛积习,诗风一变而为宗唐抑或宗宋,以达到立论、存史与标榜声气的旨归。此际,诗文主题征集活动亦兴盛,文集结撰也随之完成,其文学建构之功也往往有赖于文人的南北游走。他们利用诗文主题征集结识四方名流以获声名,与清初词坛复兴局面息息相关的词集评点活动也来自这一风尚。词作者与评点者在创作、理论与实践上的多维互动,饱含着清词中兴的理论自觉,并辐射了南北文坛。

      游走文人生存、交往方式的变迁,也与文体形态发生交互性影响,促进了各类文学体式的繁盛。那些赫赫有名的文人时常会因请托而作文,较多者为铭状墓表、传记碑志、诗文序跋等。他们应约而完成的文章中有很多见解独到的佳作,成为了解人物、文化、时代的重要文本来源,对清初古文新格局的形成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戏曲与小说则因文人的游走而得到了雅俗互构的机缘。清初戏曲与小说,实际与游走文人进入社会后目光真正向下密切相关,在内容上更关注下层、艺术上呈现雅俗互渗的倾向,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都具有作者游走南北、广泛接触社会而形成的这一特征。

    案狱激生中的“游走”与文人心态创作

      清初著名的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奏销案等大案成为文人行迹、文学趣尚的重要转折点,并促兴了清初的流人、游人文学。如身陷顺治十四年(1657年)科场案的吴兆骞、方拱乾、方孝标、丁澎等皆被流放至东北,不幸遭遇和丰富阅历为其创作提供了更为特殊的素材和多维的情思,助兴了流人文学的成立。

      案狱给文人带来的影响自然延伸到文学创作中,涉案士人在惊惧不安的同时,留下了各种或隐曲或直白的生动记述与表达。“忧能伤人”(吴伟业《与冒辟疆书》)是屡经打击文人的心态写照,如多艳丽辞章的吴兆骞流戍后转为偏尚激楚之音,本以艳情当行的彭孙遹词风“率多悲壮”(李调元《雨村词话》)。

      易代后的游走促生了文人生存空间的扩大,有利于其自我心性的塑造以及文学世界的建构,其中主动的地域、文化选择所呈现的动机、背景、心理内容也更为丰富。要之,以游走文人的文学视界为纽带,绾合政治局势、地域空间、学术思想、士人活动、作品文本等多层面文化因素,在历史图景还原基础上审视各种文学质素的互动关系,呈现文坛所构成的动态系统,是考察清初文坛生态和文人文化性格之成长的重要路径,亦是检视文坛理应重视的一个理论视角。

      (作者:于金苗,系黑龙江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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