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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书者说】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的黄河，蜿蜒东流，一路浩荡，犹如一条巨龙，在横贯黄土高原、黄淮海平原之后，磅礴入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大河，滋养了两岸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华夏子孙，激励着中华儿女劈波斩浪、勇往直前。黄河，已成为深植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文化符号——它不仅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更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几代文艺工作者将目光投向了澎湃激昂的黄河，满怀深情地创作出一大批以表现黄河为主题的经典文艺作品。自此，黄河成为新中国文艺创作中的经典图像之一，并逐渐形成清晰的脉络。
在诸多文艺作品中，用黄河比拟、象征中华民族的美术作品也大量涌现。这些美术作品中的黄河形象如何被塑造出来，“黄河精神”如何体现，又如何呈现中华民族蕴藏的伟大力量？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河颂——中国现代美术中的黄河》（以下简称《大河颂》）一书，或许可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大河颂》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吴雪杉创作，从黄河主题经典美术作品中精心遴选20件（组），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摄影等艺术门类。作者试图通过解读不同时期、不同艺术家创作的黄河美术作品，分析艺术形式背后镌刻的价值观与文化理念，构建起一部黄河的现代视觉发展史，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以及黄河文化史提供一份视觉佐证。作为《大河颂》的责任编辑，笔者从书中获益良多，现略陈管见。
民族之精神
据《大河颂》梳理，《淮南子·氾论训》里说：“赤地三年而不绝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唯江、河也。”这里的“河”，特指黄河。由于黄河源远流长，黄河也称作“长河”“大河”。本是一条自然河流的黄河，从何时起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大河颂》里引述专家的观念论证，“将黄河及华北平原同爱国主义、革命主义更为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1939年，光未然、冼星海合作的《黄河大合唱》以歌曲的方式阐发、传播黄河的民族意义。受此影响，黄河在美术领域里的重要性得到提升。20世纪以前，除地图外，专门刻画黄河的绘画并不多见，也没有产生足以匹配黄河象征意义的图像。而20世纪以来，用黄河比拟、象征中国或中华民族的美术作品大量涌现，成为艺术领域一个颇为醒目的现象。
就在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1939年，他在延安窑洞中叼着烟斗凝神构思创作的样子，被版画家马达用木刻肖像画的形式表达出来。画面中的冼星海戴着军帽，裹着围巾，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一位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音乐家正在书写一首抗日之歌。《黄河大合唱》及相关艺术作品在抗战期间的产生和流行，也重新塑造了中华儿女对黄河的独特感受。1941年5月30日，画家胡一川在日记里写道：“黄河还是日夜不停地滚滚流，他以雄伟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中原大地。他是中华民族倔强的精髓，他是中华民族要求独立自由解放的吼声。”胡一川的感受，颇能说明当时人们对黄河认知上的重塑。随后，“黄河”进入了更多艺术家的创作视野。直至今日，《黄河大合唱》这一民族解放的高歌仍是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等作品便是佐证。
千百年来，黄河滋养中华儿女，中华儿女也保卫黄河，有多个“渡黄河”的重要历史时刻被美术工作者提炼、创造。1959年，画家艾中信创作《东渡黄河》，描绘1937年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歌颂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解放所作的卓著贡献。1961年，艾中信创作完成《夜渡黄河》，反映1947年6月30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从濮县至东阿县300里战线上突破黄河天堑的军事胜利。这次“夜渡”，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的序幕，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画家石鲁1964年创作了《东渡》，画家钟涵1978年创作了《东渡黄河》。此类主题性创作，将黄河与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黄河精神”逐步被构建出来，并得到了充分展示。
人文之力量
据《大河颂》描述，“黄河风景”和“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人民”这两个主题，一直是黄河视觉文化的核心，并在后来的近百年时间里，由无数美术工作者借由不同媒介、形式和题材反复创作，进而揭示出黄河蕴含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1949年以前，黄河流域水患频发，黄河两岸的人民深受其害。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得以新生。黄河治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除害兴利”的治理方针很快得到确立，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被正式提上日程。作为新中国黄河治理的重要标志，三门峡以及黄河沿岸新兴城市建设成为艺术家们热衷描绘的题材。在这些题材的美术创作中，桥梁、工厂、机器、大楼等意象经常出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发展，也体现出一个时代人们对黄河的美好愿景与想象，传达出一种欢欣鼓舞的乐观态度。这一时期，谢瑞阶的《黄河三门峡地质勘探工作》、吴作人“三门峡”组画、傅抱石的《黄河清》以及刘岘《黄河新貌》颇具代表性。
黄河的精神不仅在黄河本身，还在于黄河与人的关系。中华民族与黄河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中华儿女，他们的生产建设、衣食住行都与黄河息息相关。母亲河背后，镌刻着昂扬向上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
在《大河颂》看来，在普通人身上寻找、发现民族的生命力，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文艺界的一种思想倾向，故而这个时期的美术创作者将目光投向了黄河两岸的普通劳动者。画家钟涵这样描述在黄河边写生的感受：“劳动的人在斗争中与他的对象——自然互相作用而浑然一体……在我看来，那黄河浪里如同紫铜铸成的脊梁，简直就是我们民族品格的某种概括和象征。”
杜键的《在激流中前进》、尚扬的《黄河船夫》，对黄河船夫予以关注。何鄂的雕塑作品《黄河母亲》，成功塑造了象征黄河的“母亲”形象，讲述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女的故事。张克纯的摄影作品《工地外的黄河》创造了一个观看黄河的新视角，展示了黄河鲜活而真实的一面，人与河流的互动成为焦点，也是作品打动人心的所在。作品提供黄河的微观叙事，用镜头讲述个体的人在黄河之畔的日常生活，是黄河流淌在这片大地上时留下的真实印记。由此，《大河颂》阐释了这样一个观念：作为民族象征的黄河恢宏而辽阔，充满精神性的力量，而作为个体生命体验对象的黄河，更有无数种可能。
时代之召唤
黄河之美，或秀美旖旎，或壮美磅礴。从巴颜喀拉山到渤海湾，奔腾的黄河水谱写着壮丽的乐章，哺育了世世代代中华儿女，也塑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
《大河颂》认为，在数千年的荏苒时光里，中华民族与黄河相互依偎、相互生发，在黄河的风景中，自然也蕴含着文化与历史的印记，因此，黄河的自然风景，也是“黄河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描绘黄河风景的作品中，艺术家们所呈现出的，往往也不是单纯的黄河本身，而是中华民族与黄河相互依存、相互激发的情景，是黄河与中华儿女的对话。
潘缨的《大河之源》以巴颜喀拉山主峰为背景，画面中，雪山山脚下汇聚起一段河水，九曲回环流到近前。水流最前方则有三位藏族女性侧身望向画面外。黄河源头所在的青海曲麻莱县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生活着藏族、汉族、回族、土族、满族、蒙古族、撒拉族等众多民族，其中以藏族居民为主。潘缨不仅描绘了大河的源头，还描绘了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冯建国的摄影作品《九曲黄河第一弯》，同样也是以人和黄河的关系为主题，作品既展现了大河的自然之美，也展现了人们如何在黄河之畔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石鲁的国画《黄河之滨》，视角独特，从半空中俯瞰黄河，以此来传达黄河的九曲回环之美。王克举的油画《黄河》，由101张画面组成，是全景式展现黄河作品中体量最大、气势最恢宏的一件。靳之林的《黄河颂》等作品，展现的是“黄河九十九道弯”中“最美”的“乾坤湾”，他对乾坤湾持续性的创作展现了一位画家对风景画艺术的不懈探索和对黄河深沉的热爱。擅画江南的吴冠中，对黄河也有过描绘，他的作品《咆哮》《奔流》等，以抽象化的墨块、线条和色彩来表达黄河。
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画家们神游在自然的黄河与观念的黄河之间，不断拓展黄河的视觉呈现方式，同时也在各自表现的黄河作品中凝聚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感受与艺术风格。
综而观之，《大河颂》从走进现代的黄河开篇，阐述美术视野下黄河民族意义的生发，接着叙述美术作品中革命与战争时期的黄河、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中的黄河，进而由黄河转向人民，揭示个体的人与黄河的关系，以及画家们眼中独特的黄河风景。这些不同时期的黄河主题美术作品构建起一部黄河的现代视觉发展史。作者对黄河主题经典美术作品的选择、阐释与分析，对其意义构建与精神象征的探讨，为理解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及黄河的视觉文化意象提供了丰富的参照。
黄河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黄河的恢宏与崇高激发了无数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和艺术灵感。在近百年的时光中，黄河蕴含的意义也不断得到诠释，“黄河精神”逐步被构建出来。研究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深入挖掘黄河蕴含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在当下，黄河的视觉形象，已从空间地域研究中跳脱出来，进入更为广阔的视野。
作为自然之河、精神之河，黄河生生不息，文脉泱泱向前。毋庸置疑，伴随新观念、新媒介和新艺术形式的产生，黄河与人的互动、对话也将与时俱进。黄河，将是艺术探索中永恒的主题！
（作者：张百军，系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主任，本文图片均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