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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历史文脉与时代新风
回望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守正创新”一直是其中的精神内核和精华所在，也是新时代中国画理论与创作体系建构的重点。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画的文化语境发生了诸多变化，关于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的思考与讨论始终持续。中国画如何走出国门为世界认同和欣赏，连同对回归传统笔墨的反思以及中国画概念、材料的限定与拓展等种种问题，都成为摆在中国画家面前的时代课题。
如何建构新时代中国画的体系，即包括理论体系、价值体系、评论体系、创作体系、话语体系等在内的中国画学体系？这是一项知行合一、史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课题，既不能脱离创作、鉴赏的实践，也不能脱离史论的思辨与研究；既不能脱离历史文脉的渊源，也不能脱离时代新风的更新。
中国画理论与创作体系一方面有着自身悠久而自足的学术渊源、相对明确成形的研究对象与深闳丰富的文献成果，另一方面又并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转型，在很多的语境与场合中，常常停留在一个包容度极大、涵盖范围很广的学术概念上。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特别是作为中国绘画学术系统的主干内容，20世纪的中国画研究在承继传统画史画论思想的同时，显现出浓重的现代学术理路与学院属性。无论是主张“传统出新”还是“引西润中”，无论是强调“笔墨核心”还是“形式革变”，围绕现代中国画发展路向、价值标准、创作理念乃至教学传承的思考，已经成为百年来中国美术研究的重要版块。
相对于其他美术门类，中国画学体系更为强调综合性、本体性与会通性。一般意义上，中国画理论体系的主要研究范畴是古代到近现代以来有关绘画的文字著述，其范畴涵盖了中国画的历史、理论、品评、技法、著录等各方面的内容。在画理、画法、画道的不同层面中，现代中国画学在精细分科研究的基础上，也需要宏观的整体性研究，更倾向于对形而上的画道层面的研究。
建立现代研究阐释体系
与传统研究方法相对，在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全面引入以后，以西方现代研究方法与视角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绘画，成为当下中国画理论体系的主要参照。经由译介引入的海外中国美术研究方法与观念，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画史论研究，一方面使中国学者们对照式地重审中国自身的绘画史学传统，另一方面更契合了中国画学研究进入现代学科体系的需要。然而，由于海外中国古代绘画研究全面转向图像研究，亦使现代中国画学研究时常遇到研究观念的不对应与方法论的抵牾。对于中国画史上的画家与画派的个案讨论，使中国画学研究重新聚焦于具体的绘画作品、史实细节与画论文献。这在客观上扭转了单纯以西方观念对于中国画作品进行理论阐释的空泛问题，同时也及时地提示了中国画学研究的本体性问题。在此角度上，古代与近现代中国画史论文献的发现、整理至今仍是中国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中国画理论、评论、创作、价值、话语体系的发展都有其自身规律，如同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流，在绵延流动中取舍增删、沉积聚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文化语境中，体现出不同的适应性与差异性。近现代以来，对于传统中国画的观照，常常已在很大程度上融入现代视角，也接受了现代西方学术之民主、科学思维。如20世纪20年代，陈师曾的文人画观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胆识，更兼具了建构文人画之现代理论体系的策略意识，这种对于“文人画”概念的重新发掘、建构，在厘清了文人画注重主观表现而不求形似的特点之外，也使“文人画”增益了新的内涵，使其由零碎、单纯而变得系统、丰富，顺应了进化论思潮影响之下的时代风气。
总的来看，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画创作，其重点和难点并不在于用以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写实基础与造型能力，也不在于以宣纸笔墨作为媒材所展开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实验，而是通过吸纳笔墨传统，抒写主体精神，使之完成中国人内在精神的延续与拓展。
应对图像时代机遇与挑战
在多元媒介与图像时代，中国画创作体系面临着如何回应新媒介与图像文化的挑战、回应图式语言的更新拓展等课题。在全媒体时代语境下，对于图像的借鉴、参照成为中国画创作的重要视觉资源。面对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影像视觉图像，如何充分“消化”当代媒体图像文献，如何在大量历史图像文献资料中探寻艺术意象，通过遴选与整合图像资源，从生活体验和视觉影像中汲取养分，通过宏阔深沉或以小见大的题材，以现实场景再现历史，以具体局部的精微表现彰显宏大主题。回首新中国成立至今的诸多中国画经典，从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到冯远的《世纪智者》、唐勇力的《新中国诞生》等，很多经典作品也正是通过对于影像的参考内化完善人物形象的塑造，建构了富有丰厚意味的视觉意象，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笔墨与色彩语言，完成了对于真实影像和图像文献的诗意超越。
总体看来，新时代中国画创作体系的发展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趋势，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融合与延展，在20世纪中国画名师大家艺术成就的积淀之下，当代中国画更为强调对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对于新题材、新风格、新画法的探索发掘，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画科也在表现题材、笔墨与色彩语言上呈现出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趋势；其二是传统出新与多元共生，不同于以往的中西文化“冲击—回应”模式观念，新时代中国画的发展更为强调以本土文化为主体的中西文化融合，传统画法与当代观念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分隔，而是多元共存、相互影响。
显现本土文化格局与魅力
从创作方法与观念而言，新时代中国画创作体系的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和趋向，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积极应对：
其一，艺术表现的同质化。当下的中国画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题材扎堆、图式雷同的同质化问题，这也使当代中国画创作面临日益严重的“制作化”“趋同化”危机，“同质化”与“商品化”的现象成为当下创作生态中的突出问题。过度追求视觉张力与感官刺激，使当下中国画创作面临困境，需要创作主体能够坚持自我风格的探索、守正创新，拉开个性风格差异，追求多元的艺术风格。
其二，主题性创作的模式化。近些年来的中国美术界对于主题性创作已经投入了比以往更大的关注和支持，随着一些国家级重大主题美术创作工程的开展与推进，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当代主题性中国画佳作，但也存在着诸多局限与问题，情感饱和度的不足就是其中之一。创作者只有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创作出能够反映出时代温度和家国情怀的优秀作品。
其三，应加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创作体系建设。新时代的中国画应强化本土文化气质与精神特征，力求蕴含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现实生活内容、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这种守正创新的意识，不仅能赋予中国画作品以鲜明的个性化形态，更能使作品显现中国本土文化的格局与魅力。
当下的中国画创作者只有与历史文脉和时代生活保持天然联系，才能充分体现民族化、生活化、大众化的气质与风格。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同时，新时代中国画创造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与借鉴、守持与创新的关系。中国画理论体系、价值体系与创作体系的建构，必须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视野进行思考，这样才能不负时代，更加稳健地走向未来。
（作者：于洋，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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