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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论语》的一个重要论题，出现次数达21次。从《学而》篇的“贤贤易色”，到《子罕》和《卫灵公》篇重复出现的“好德如好色”，再到《季氏》篇的“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历代不少注家将其中的“色”字理解为“女色”“美色”。这种误读对孔子的君子成人之道的理解与实践造成了障碍。
把“色”字理解为“女色”“美色”，表面看似乎并无大碍。但细加研究，实际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色”在先秦的基本语义是颜色、神情。《说文·色部》载：“色，颜气也。”段玉裁注：“颜者，两眉之间也。心达于气，气达于眉间，是之谓色。”“色”字在传世经典和简帛佚籍中多有出现，泛指脸色、神情，强调人的神气的身体面容呈现，《论语》中的21个“色”字总体如此。如“色难”（《论语·为政》），“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论语·乡党》），“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论语·先进》），“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论语·季氏》）等。作为例外的“东里子产润色之”实质也是颜色的延伸义。由此可以探讨“贤贤易色”“好德如好色”“戒之在色”的语义及孔子认知逻辑。
《论语·学而》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按照一般理解，子夏似乎不当把“不贪恋美色”置于君子德行的首位。但是，“重德慧，轻容貌”作为后世常见的理解，已积淀为隐秘的民族文化心理。注家多高举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的旗帜，将“色”解释为“女色”“美色”，把文意疏解为“重德轻色”或“改易好色之心”，如清人宋翔凤《朴学斋札记》：“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也。”按此说法，首先是表达的一致性无法成立。依照下文“父母”“君”“朋友”的行文风格，“色”指向妻子，当点明“妻子”。其次思想上，子夏将对待妻子的改易好色态度置于侍奉父母、君主之前，于理实难理解。因此，对“贤贤”与“易色”的理解，需要从通行注解的并列关系变为统属关系。第一个“贤”是动词，意思是尊敬；后一个“贤”是名词，指贤人；“易色”是改变脸色神情，尊重贤人，内生尊重之心而外显尊敬神情。“亲亲贤贤”是周代礼治的核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亲亲之杀，尊贤之等”就是“亲亲贤贤”。依照礼治语境，子夏将“贤贤易色”放在首位，表达的正是“尊贤为大”。
其实经典中“色”字的这种用法甚为常见。如简帛《五行》多次提及“色然”，“闻君子道而不色然，而不知其天之道也，谓之不圣”，“见贤人而不色然，不知其所以为之，故谓之不智”。“色然”是变色之貌，是见君子贤人的内心所动而形之于外的形色面容，即《大学》的“诚于中、形于外”。
再来看《论语》中的“好德如好色”。不少注家认为孔子表达的意思是“我从未见过喜好美德就像喜好美色一样的人”，将其中的“色”字理解为“女色”“美色”。但是，“好德”与“喜好美色”之间并不能建立起直接的关联。“好德如好色”，并非孔子的偶发议论，而是关涉孔子思想体系理解的一个核心命题，直接影响对孔子的君子成人之道的认知与实践。郭店竹简《语丛一》对“色”进行过内容性界定，“容（色），目也”，“目”之所视，皆与“色”有关，是形色实存之“色”。因此，“好色”的意涵是多向的，容色、女色、神情等都包含在内，强调的是人自发的本能反应，是对外部刺激的当下形色呈现。“好德”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君子“正名”、人之成“人”的本质规定。只有通过持续的学习与实践，“好德”才能修养成为君子自发自觉的近乎本能的内在追求，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即经由后天的学习教化，“好德”当同“好色”一样，成为君子的本能反应和自发自觉，一如人遇“迅雷风烈”而自然“色”变，也即现在语境的“习惯成自然、自然如天成”，如此方能“好德”成“人”。“好德如好色”的认知逻辑，实源于日常的生命体验。只有在人的内在意愿能够近似本能地自然形发为外在的形色之“色”的意义上，“好德”与“好色”之间才能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大戴礼记》载：“喜色由然以生，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呕然以偷，惧色薄然以下，忧悲之色累然而静。诚智必有难尽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诚忠必有可亲之色，诚絜必有难污之色，诚静必有可信之色。”“色”作为形发于外的形色情状，其根源均指向“性”“心”之类的人之内在。这一点在孔子之后得到了更多的讨论。《成之闻之》指出，“形于中，发于色”。帛书《五行》的“玉色”之说亦将“色”视为“德”的外在呈现。孟子认为“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认为内在的德性会形发为外在的形色，同样与《五行》等篇的“形色观”一脉相承。“以情应物，即情显性”，实可用来概括早期儒家的形色主张。人喜好“女色”，显然无法做到无时不“喜”、无处不“好”。而“好德”于人是如影随形，即“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拿喜好“女色”作比君子“好德”实不恰当，也无逻辑。
分析至此，对“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的疏解，也容易恢复正解。“少之时，血气未定”是孔子对青少年情气特征的总结。年少之人“血气未定”，情绪控制能力差，“戒之在色”注解为“戒除对女色的贪恋”实非正解。这里孔子是强调年少之时要特别警惕情绪不受控制，这会导致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人至壮年，有了事业和地位，则容易相互攀比。所以“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是孔子对壮年之人情气特征的总结。“戒之在斗”，并不是通常理解的斗殴斗狠，孔子强调的是人至壮年，血气方刚，容易争强好胜，要警惕相互攀比。盲目攀比，就容易行不知耻。孔子为数不多地公开表扬子路，就是强调“不攀比”这一点。“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人至年老，“血气既衰”，自觉时日无多，就容易想多抓住一点什么，所以要警惕贪求、“戒之在得”。《淮南子·诠言训》曰：“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强暴，老则好利。”今之学者多认为本于孔子三戒之说，在相当程度上能够与本文观点相互印证。
总之，《论语》中的“色”字正解，需要回到形色之“色”的基本语义来加以把握，如此方能领会孔子的君子成人之道，方能理解《论语》的真精神。
（作者：李伟阳，系中国实学研究会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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