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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中医药的疗效价值，是其他国家接纳并使用中医药的底层逻辑。在这一过程中，讲清楚中医药的作用机制和疗效机理至关重要。中医药要高质量“走出去”，当务之急是提升辨识度、参与度、贡献度。辨识度，即中医药的标识、独特性和优越性，辨识度增强了，“走出去”的步伐就加快了；参与度，即中医药如何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能参与到什么程度；贡献度，即中医药的参与能带来怎样的贡献，如何评价这种贡献。目前，这些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善和加强。
中医药“走出去”面临跨国度、跨区域、跨文化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加强学理支持，目前这方面仍显不足；其次，要进行地域间的平衡，中医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传播程度存在差异，有些国家和地区工作做得比较好，有些还需要加强；最后，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差异化的健康需求，还应进行有针对性的中医药研究和实践。
中医药资源保护可为中医药“走出去”提供重要物质基础。目前，一些地方存在无节制地开采等问题，导致中医药资源特别是珍稀植物药材资源减少。此外，农药、重金属残留等污染也严重影响药材的质量问题，掣肘中药“走出去”。
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是中医药“走出去”的重要支撑。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回答的是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比如针灸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撑，因此认同度比较高，甚至在一些国家被纳入医疗保健体系。
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是中医药走得长远的重要保障。中医药“走出去”的每一个问题都与标准化密切相关，基于此，一方面要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制度建设、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提升中医药标准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医药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提高中医药产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特别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具有区域性、集体性的特点，要加大对中医经典方剂、典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保护，避免被不当利用、不法占有。
要把握中医药的多种传播路径，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的作用。一是做好国际医疗，把海外医疗中心作为中医药传播发展的重要载体做久、做稳；二是发挥好海外服务机构的作用，除了一年一度的国际服务贸易展览会，还应通过持续运营的服务机构稳定积累经验；三是利用好对外合作平台，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贸易合作，都需要建立稳定的合作平台，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四是继续推进中医药海外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最后要强调，中医药“走出去”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而是在与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相互学习，汲取世界传统医学领域的经验，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作者：王琦，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 本报记者陈童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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