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职业道德的现代转化

  【光明学术笔谈】

  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职业道德的现代转化，是社会道德形态从传统家庭道德迈入现代公共生活道德的历史过程。现代职业道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经济活动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职业生活，衍生出以职业道德为主导样态的现代道德文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深入理解并实践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要立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对传统职业道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通过不断提升社会职业道德水平，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一

  扎根于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既有现代职业道德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

  首先，中国传统职业道德是中国传统德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西周开始就有专业化的职业系统。《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这六类职业分别是“坐而论道”的王公，“作而行之”的士大夫，“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的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的商旅，“饬力以长地财”的农夫，“治丝麻以成之”的妇功。这些职业都设有相应官职，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体现了西周“敬德保民”的德政文化。《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说：“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设官分职”目的是“便百姓”，使“百姓说”。这是儒家民本、德治思想核心内容。如果职业分工本就是德治体系的一部分，德政内涵的道德要求必然也是职业本身的道德要求。所以，职业在政治体制中天然具有的道德属性是理解中国传统职业道德的基础。

  其次，儒家“道统”观是中国传统职业道德的理想信念系统。韩愈在《原道》中阐发了儒家道统观，提出儒家德政的理想信念系统。儒家的“道”由“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这个“道”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儒家的理想就是要用“仁义道德”改造世俗世界，变“无道”为“有道”，从不合“理”到合“理”。它是士君子在世做事的理想信念。从官民两个阶层来说，官员应是“仁义道德”的践行榜样，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士农工商四民，各有其道。明代大儒王阳明更是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正是有了“道”这个既具有内在超越性又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概念，所做职业就有了在道德上的升华之路。从事这样的职业便是弘道。从业者便有了安身立命的理想信念系统。

  最后，敬业是一种全神贯注做事的儒家“天职观”。有学者认为，宋明理学中的“敬”是一种在世做事的精神修养，一种全神贯注的心理状态。我们今天所说的敬业精神便由此而来。“敬”是一个道德修养论概念。它既可以在“静”时“存心养性”，进入“理”的超验世界，也可以是入世做事的行动原则，即“执事敬”。所以，“敬”有一种打通超验世界和世俗世界的“敬贯动静”作用。因有“理的世界”涵养，人就不会陷入事务泥潭。而认真做事的敬业态度也是一种通过“事上磨炼”积蓄“理”的正能量。因此，敬业是儒家的“天职观”。正因为有了“执事敬”，才有“勤则不匮”、不虚度光阴等这些体现在工作中的美德。

二

  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视角看，现代道德起源于现代人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其职业生活。职业道德文化是理解现代道德文明变化发展的一把钥匙。理解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既要理解职业道德在现代道德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要批判继承中国传统职业道德文化。

  第一，现代职业道德是现代道德文明的主导样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马克思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市民社会既是现代道德起源的地方，也是治理现代道德的地方。说它是现代道德起源的地方，是因为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道德价值均由此生发。说它也是治理现代道德的地方，是因为这些道德价值容易受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影响，带来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的紧张关系。黑格尔、涂尔干等思想家认为，平衡这一紧张关系的社会力量应来自职业道德治理。

  第二，批判继承中国传统职业道德文化。中国传统职业道德文化中有处理现代道德文明内在紧张关系的重要资源。其一，包含中国传统职业道德文化在内的传统德治体系是一个把国家、家庭、个人统合在一起的文化共同体。这一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合力是抵御现代道德文明内在紧张关系的有效力量。其二，中国传统职业道德的理想信念系统有助于现代人确立职业理想、强化职业信念，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找到真正的文化归属。其三，中国传统职业道德的“敬业”观有助于现代人把培养工作美德与人生事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专心做事与认真做人相结合的生活态度。但也要看到，传统德治是人治。古代“设官分职”的官僚体系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民本思想，但根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传统职业道德道统观的“仁义道德”，根本上还是“三纲五常”的人伦纲常。“执事敬”在古代主要靠个人觉悟，并非依据客观道德义务。因此，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职业道德文化，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职业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

  实现中国传统职业道德的现代转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本着科学的态度，对传统职业道德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职业道德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力提升现代职业道德水平。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生活是制约道德意识形式的真实基础。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寻找现代国家道德文明起源和变化发展规律，才能切中要害，有针对性地开展道德治理。据此，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国传统职业道德文化，变宗法制等级道德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实质自由平等道德，把本质上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牧民、驭民思想转变为“人民至上”的职业理想信念，把中国传统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与职业共同体发展结合起来，筑牢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

  构建国家伦理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国家伦理治理现代化水平。以职业道德建设为重点构建国家伦理治理体系有四个重要作用：其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通过职业道德建设融入国家和社会治理方方面面，真正发挥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领功能。其二，职业道德文化塑造的职业共同体可以提升人的组织归属感和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团结的精神力量。其三，由职业道德凝聚起来的社会组织是协调处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重要纽带和缓冲地带，可以发挥重要的政治功能。其四，职业道德是培养工匠精神的文化土壤，大力推进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作者：张霄，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