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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的起源甚早，前贤认识各有不同。而创立儒学，培养儒生，进而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发展方向，则肇始于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孔子私人办学，招生授徒，要求学生儒服委质，服膺儒教，“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将“君子儒”作为学校培养目标，确是孔子的一大创举。《论语》记载有孔子关于区别“君子”与“小人”的许多论述，如云“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等，完全跳出了春秋之前以社会身份地位区分“君子”“小人”的传统认知，转而从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来区分“君子”与“小人”，也用以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实现其教育目标。因此，孔子儒学教育不是一般地培养儒生，而是要培养“君子儒”，这是毫无疑问的。
“君子儒”的性格虽然可从多方面加以描述，但其性格特质是“快乐”，这可从孔子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众所周知，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为“孔门十哲”和“七十二贤人”之首，孟子认为他具圣人之体，后人尊之为“复圣”。孔子对鲁哀公和季康子都说过“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显然，颜回实现了孔子教育培养目标，可称为“君子儒”。颜回死后，孔子悲恸欲绝，大呼：“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那么，颜回性格特质是什么呢？还是听听孔子的评价：“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赞许颜回之贤，是因为颜回养成了快乐的君子人格。在孔子看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坦荡必然导向快乐，而快乐正是“君子儒”的性格特质。被弟子们视为“圣人”的孔子本人也有这样的性格特质，更证明这一特质的标志性意义。《论语·述而》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楚大夫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时，子路不能回答，而孔子却用简洁语言对自己的“为人”作了总结，归根到底是四个字：勤奋、快乐！勤奋是现象，快乐才是本质。孔子将“乐以忘忧”作为自己的人格特征，认为自己是个“快乐”的人，这便为我们认识“君子儒”的性格特质指明了方向。北宋程颢、程颐拜周敦颐为师，周令二程“寻孔颜乐处”，从而揭开了宋明理学的新篇章。从培养“君子儒”的角度来看，宋代理学家们抓住了孔子儒学教育的本质，对我们认识孔子儒学教育深具启发。
“孔颜乐处”的确是可以寻觅而得的，因为它有具体的为学进路让求学者能够通达。孔子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便是对这一为学进路的凝练概括。
关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前贤有过许多讨论。梁皇侃以为此章“明人学须次第也”。宋邢昺说是“记人立身成德之法”，并解释：“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范祖禹则说：“《诗》所以序人伦，故学者必‘兴于诗’。‘礼’所以定民志，故无礼不立。‘乐’所以和人心，故非乐不成。有序而后可兴，有定而后可立，有和而后可成。治身以此，治天下国家亦以此。此其先后之次也。”而朱熹以为：“按《内则》十岁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则此三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
其实，将“兴于诗”之“诗”理解为《诗》文本并不妥当。因为在孔子之前，“诗”与“乐”配合着完成“礼”所规定的仪式，言“诗”不可不涉及“乐”和“礼”；在孔子时代，虽然“诗”与“乐”有所分离，“赋诗言志”已经可以不依赖于“乐”，但它仍然执行着某种“礼仪”功能。如果将“兴于诗”之“诗”理解为《诗》文本，不仅与“诗”的生产和应用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孔子以周代礼乐文化教育弟子的教学实践也不一致。正如陈祥道所说：“古之教人‘兴于诗’者必使之‘立于礼’，‘立于礼’者必使之‘成于乐’，故周之辟廱亦不过辟之以礼，廱之以乐，使之乐且有仪。而瞽宗虽主以乐教，礼在其中矣。《周官》礼、乐同掌于春官，《礼记》礼、乐同诏之瞽宗，其义一也。”这即是说，“诗”与“乐”在当时是配合着用以完成规定的“礼”，它们之间并无难易之分，先后之次，深浅之别。在学校教学实践中如此，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也如此。
从文字学来看，“诗”与“志”本是一字。《说文解字》：“诗，志也。”闻一多《神话与诗》和朱自清《诗言志辨》都认为“‘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杨树达认为《左传·昭公十六年》的两例“郑志”其实均指“郑诗”，证明“志”与“诗”古人常相通假。《尚书·尧典》早有“诗言志”之说，《诗大序》更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竹书也有“志”“诗”互释互训的文句，如郭店楚简《语丛一》之“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诗”字从“言”从“寺”，“志”字从“心”从“寺”，二字仅“言”与“心”之别；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孔子诗论》中“诗”字或从“止”从“口”，或从“止”从“言”，而“志”字从“止”从“心”，也是“言（口）”与“心”之别。因为“志”是“诗”的内在依据，“诗”是“志”的语言表达。所以，“兴于诗”就是“兴于志”，文字学和文献学均可证明。
孔子所云“诗”“礼”“乐”其实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数术”层面，即作为语言形态的“诗（言）”，作为仪式形态的“礼（仪）”，作为声音形态的“乐（音岳）”；一是“义理”层面，即作为意志品质的“诗（志）”，作为理性人格的“礼（理）”，作为快乐精神的“乐（音洛）”。从“数术”层面看，早期的“诗”“礼”“乐”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相须为用，很难截然分开；由于文化自身的发展，三者后来逐渐分离，出现单纯的文本之《诗》，祝史之礼，瞽瞍之乐。孔子所云“诗”“礼”“乐”虽不排斥“数术”，却主要不从这一层面立论，他所注重的是“君子儒”的人格养成。如劝子夏“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强调“君子谋道”“士志于道”，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来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应该是“君子儒”人格养成的几个阶段，主要包括意志品质、思维习惯、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而不是某种具体文本或若干技艺，尽管这些文本和技艺在君子人格养成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
这样说来，孔子所云“兴于诗”，就是要求弟子通过学“诗”兴起其养成君子人格之“志”。这里的“诗”，既可从“数术”层面理解为《诗》，因为《诗》的确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基本教材；也可从“义理”的层面理解为“志”，因为学《诗》的目的在于兴起君子之志。不过，作为“数术”层面的“诗”，不仅包括《诗》文本，也包括用于歌咏的声乐、器乐和指导诗、乐的礼仪。因此，“兴于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兴起于《诗》的文本，而应该理解为通过学“诗”兴起学者的君子之“志”，这种“志”既包含了意志品质，也包含了情感态度，可以是“见贤思齐”的好善之德，也可以是“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恶恶之心。这是学者“立身成德”的第一步，是基础，也是起始。孔子要弟子“兴于诗”，为培养“君子儒”人格提出了一条具体实施路径，这一路径既是教育的，又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
同理，“立于礼”和“成于乐”也包括“数术”和“义理”两个层面。如果仅仅将“立于礼”之“礼”理解为礼容、礼仪、礼节、礼器等“数术”之礼，将“成于乐”之“乐”理解为声乐、器乐、歌咏、舞蹈等“数术”之乐，显然不是孔子所云“立于礼，成于乐”的全部内涵，甚至不是其主要内涵。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告诫其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礼”的核心是“理”，是“君子儒”行事之依据，立身之根本。颜渊曾感叹：“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显然，“立于礼”指示了“君子儒”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成为其树立社会形象的标志和自我实现的手段。正如明章世纯所言：“人无自立之力，则托于众所服者以载其身。恃物不侵，而为固以强加人，人必逆之。以礼加人，人无拒者，人不拒则我得行也，我得行则我不夺也，不夺之谓立。”至于“成于乐”，自然与音乐教育有关。在音乐教育中，以“诗”起兴，以“礼”立容，以“乐”成章，完成一个教学过程，是符合当时教学实际的。然而，从儒学教育层面，从孔子学校培养目标来看，“成于乐”并不以学习音乐知识为目的，而是指向“君子儒”人格培养。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就明确告诉我们，祭祀和音乐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关键是通过这些手段达到培养“君子儒”的目的，只有“君子儒”（仁者）才能践行礼乐文化、弘扬礼乐精神。孔子曾提出过“成人”标准：“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为何“文之以礼乐”才能成人，唐孔颖达以为：“喜乐从内而生，和谐性情。”“礼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体。”“乐虽由中，从中而见外；礼虽由外，从外而入中。”……这很好地说明了“礼乐”对于“君子儒”人格养成的重要意义。孔子儒学教育重视人格培养，《论语》首章即有反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宋郑汝谐以为：“此数语，盖孔门入道之要，故以为首章。”可谓一语中的。此章不仅强调学习是快乐之事，同门切磋是快乐的，而且强调君子人格需要有快乐精神。因此，“成于乐”就是通过学习养成君子人格的坦荡情怀和快乐精神。这样理解“成于乐”，就和“兴于诗”强调“君子儒”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立于礼”指示“君子儒”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孔子儒学教育的完整内容，也形成了“君子儒”的为学进路。当然，作为养成“君子儒”人格最后阶段的“成于乐”并非与音乐教育无关，而是自始至终相生相伴，因为作为“君子儒”人格特质和精神向度的“成于乐”是在长期的音乐教育和诗礼熏陶下形成的，它不仅不排斥全面而完整的音乐教育，而且以之作为依托和凭借。正是这种辩证关系，体现出孔子儒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丰富内涵及社会价值，受到后人重视，也值得我们珍惜。
（作者：王齐洲，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