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解以俱通

  在中国文论领域，一些重要的概念（如“文”）、术语（如“避犯”）、范畴（如“兴”）、命题（如“发愤著书”），已成为公认的关键词。但也有一些关键词隐而不彰，其“关键性”仍需阐扬和认定。“兼”便是典型一例。具备兼并、兼通、兼融、兼怀诸义的“兼”，彰显了中国文化注重兼和与会通的特质。有鉴于此，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瞩目“兼爱”“兼体”“兼化”“兼综”等概念，还提出“今应以兼易中，以兼和易中庸”（张岱年《天人五论》）的新命题。不过，“兼”在中国文论研究界，却因缺少重视而相对陌生。言其陌生，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兼具知识汇纂与教育普及功能的文论辞典基本上都未收录“兼”字。例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收录了418条名词术语，其中仅有“后贤兼旧制”一条指涉诗歌创作时的兼收并蓄。《中国诗话辞典》的诗话理论渊源和术语命题部分，《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术语部分，均不见含有“兼”的词条。其实，“兼”之于中国文论又是再熟悉不过的字。历代文论典籍里富含“情兼雅怨”（《诗品》）与“兼解以俱通”（《文心雕龙·定势》）式的诸多重要命题，有待研究者的系统整理与阐发。

  “兼”在先秦元典中内蕴了多重阐释空间。《墨子·经上》谓：“体，分于兼也。”对此，孙诒让《墨子间诂》以“并”释“兼”：“盖并众体则为兼，分之则为体。”大致说来，兼犹并也，其状态是兼收并蓄，而不是秉持一端；其效果是兼爱融通，而不是禀性难移。墨家论“兼”，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兼爱”与“兼以易别”之说。这两个命题皆出自《墨子·兼爱下》，其主旨是以“兼爱”取代有差别的“仁爱”，也就是用“兼”替代“别”；其思路是，原众生利害之所由，先证“别非”，再论“兼是”。上述经典阐释与字义训诂，内含不同向度的引申空间，可分别从文备众体之典范（“体分于兼”）、非单一化视野（“兼者并也”）、折衷式方法（“兼以易别”）等不同侧面，彰显中国文化及文论的若干特征。

  “兼”在汉末魏晋之际由人物品评进入文学批评。汉末动荡，军政才能之有无与兼偏一度成为重要的话题。例如，刘劭《人物志·九征》指出人有平淡与聪明之别，唯圣人“能兼二美”，进而归纳出“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三种类型。与军政才能相较，艺文素质在汉末三国之际，往往被视作“小道”（曹植《与杨德祖书》），或仅为“国史之任”（刘劭《人物志·流业》）。但也有不同意见，如《中论·艺纪》即持“德”与“艺”两者“不偏行，不独立”的观点。为论证其说，徐幹先用“木无枝叶则不能丰其根干”类比“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感慨“若欲为夫君子，必兼之乎”；后又援引《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解释原因：“先王之贱艺者，盖贱有司也；君子兼之，则贵也。”

  徐幹论说“兼之”时用到的引譬连类与征圣宗经两种方法，在从人物品评到诗文品评的历史进程中，亦为裴松之、钟嵘、刘勰等后代文人所沿袭。引譬连类者，如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称：“窃惟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又如，钟嵘《诗品》在评说曹植的“情兼雅怨”风格时，既用龙凤、琴笙、黼黻来类比，又内含对周孔圣人境界的推崇。钟嵘的类比连带着征圣，刘勰的征圣又与宗经相辅相成。《文心雕龙·辨骚》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刘勰援引刘安“举以方经”的批评话语，认可《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的风格。自刘安始，“兼”经过文论家的频繁使用而逐渐术语化，如“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颜延之《庭诰》），“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殷璠《河岳英灵集》），“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偏精独诣，名家也；具范兼镕，大家也”（胡应麟《诗薮》），等。

  在标举价值与树立典范之际，历代文论家还将有关“兼”的思想与言说凝聚成一系列命题。这里择要列举富有张力的三组命题以为证。

  第一组，“文人谈士，罕或兼工”之自觉与“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之自省。对于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罕见兼通之人与兼美之作，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归结为所识未备与所习有偏：“非唯识有不周，道实相妨。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故兼之者鲜矣。”刘善经则归因于才思不足和体制未该：“近代作者，好尚互舛，苟见一涂，守而不易，至令摛章缀翰，罕有兼善。岂才思之不足，抑由体制之未该也。”（《文镜秘府论》）不过，“兼工”未必就意味着更好。固然有通过兼综而扬长避短者，如王世贞《艺苑卮言》所谓“宋玉深至不如屈，宏丽不如司马，而兼撮二家之胜”，但同样有兼顾不及者。沈约即是一例，《梁书·沈约传》指出：“谢玄晖善为诗，任彦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诸如此类的自觉与自省合起来说明，“罕或兼工”的遗憾需要直面，需要弥补，但如何实现质量而非数量层面的“兼而有之”亦需警惕，更需探索。

  第二组，“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之目标与“兼之无迹，方为得耳”之境界。在“文体宜兼，以成其美”（谢灵运《山居赋序》），“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体兼众制，文备多方”（萧子显《自序》）等一时代共识的基础上，钟嵘《诗品》高扬“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境界。虽然这一理想目标很难实现，但毕竟有迹可循。不过，有迹可循又会带来因循守旧或剽窃模拟的问题。王世贞《艺苑卮言》就列举了每况愈下的四种因袭，从“师心独造，偶合古语”“古语口吻间，若不自觉”到“全取古文，小加裁剪”乃至“割缀古语，用文已陋，痕迹宛然”，进而提出“兼之无际，方为得耳”的诗学主张。

  第三组，“兼解俱通，随时适用”之标准与“强欲兼之，违才易务”之限度。前者出自《文心雕龙·定势》，主张因时制宜、量力而行的“兼解俱通”，或可作为“兼而有之，然不能过”的一种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兼”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行的。“兼”的有限性，在《抱朴子外篇·辞义》中被表述为：“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瀁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文工。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暗于自料，强欲兼之，违才易务，故不免嗤也。”这是因为，文人之体性，文章之题材、体裁、体貌，避免不了“不可得兼”的情况。诸如“用昆体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浑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无事乎昆体功夫，盖二者不能相兼耳”（王若虚《滹南诗话》），“作古体不可兼律，非两倍其工，则气格不纯”（谢榛《四溟诗话》），皆就此立论。钱锺书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里也指出“兼”的限度：“文各有体，不能相杂，分之双美，合之两伤；苟欲行兼并之实，则童牛角马。非此非彼，所兼并者之品类虽尊，亦终为伪体而已。”

  “兼”作为中国文论关键词的“关键性”，在以上三组命题中可窥一斑。各组内部的自觉与自省、目标与境界、标准与限度，或互补或递进而彼此关联。各组之间借由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三个维度的立体观照与才性兼偏、化境无形、过犹不及三个主题的深入探讨，既聚焦“兼”的必要性及其限度，又兼顾“不可得兼”的异质性及其原因。当然，“兼”作为中国文论的关键词，其思想空间绝非一篇文章就能囊括。诸如钟嵘、金圣叹、王夫之等历代文论家与《诗品》《艺苑卮言》《随园诗话》等诗文评专书论“兼”的个案分析，“兼”与中国文论思维特征、批评策略、话语体系的整体描述，仍有待深入且细致的研究。

  （作者：袁 劲，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