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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述往】
因为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故当年在偏僻的军营开始写作时，我凭的只是对文学的一腔热爱和对生活的熟悉，文学理论准备差不多是个零。也因此，我特别希望能找到老师请教。在1976年至1978年间的多次投稿不中之后，我曾经给几位当时的名作家写信求教，可是无一人回信。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李国文老师的作品，心想，啥时候能认识他，得到他的指教就好了。
机会拖拖延延地到底来了，此时的日历已翻到了1988年。《小说选刊》评出1987—1988年度的中短篇小说奖，我的短篇小说《小诊所》获了奖，我到北京领奖时见到了李国文老师。其时，他是《小说选刊》的主编，在招待我们这些获奖作者吃饭时，别人介绍我与他相识。他那时是全国的名作家，我只是一个初入文坛的年轻人，但他很热情地夸赞我的那篇作品，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让我觉得心里很温暖，也增添了一些写作的信心。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家庭已经陷入了一场灾祸之中，我正忙于应对灾祸，写作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之中。
有一次，我由济南军区来京办事，给李国文老师打电话说想去拜望他，他热情地答应：“来吧，我在办公室。”那天，在他不大的办公室里，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聊创作，也聊我正在应对的灾祸。他了解了我家里发生的事情后，劝我想开些，给我讲人生不可能都是顺境的道理，讲遇到灾难时要相信事情早晚都会过去，不必绝望。他还特别询问我正在写什么。我告诉他我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表现一个丝织世家在二十世纪的命运沉浮。他说：“好，我等着你完工。”我说我担心没写完我的身体就垮了，写成半部作品，这灾祸压得我实在受不了。他叹口气劝我：“每个人心里都有抵抗灾难的潜力，就看你用不用了，你要用了，你就能顶住。”他的话让我对未来有了些信心。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也遭遇过苦难，那苦难比我遇到的还要深重。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他是在用他抵抗灾难的经验劝慰我。
在国文老师和其他朋友的鼓励下，我一边应对家里的灾祸，一边坚持写作长篇小说《第二十幕》，并穿插着写一些中短篇小说，直到1998年，终于写完了《第二十幕》的上、中、下三卷。当这部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召开研讨会时，国文老师参加了会议。在会场，听着那么多文学前辈和同行朋友的肯定之语，我百感交集，内心充满了对国文老师的感激之情。
我调到北京工作后，家属的工作调动一时难以办成，有一段时间闲住家中。国文老师听说后，热心地帮助我们联系了一个单位，虽然最终没能去成，但他的关心再次令我感动。他总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让你觉得个人生活虽苦乐相掺常有风雨，可人间到底充满暖意，值得我们栖居其中。
和国文老师在一起聊天，聊得最多的是创作。我记得他说过：年轻时要趁体力好抓紧写，一年写十万二十万字甚至更多都是应该的，否则年纪大了想写也无力写了；不要忌妒别人，要善于向同代作家学习，看他们怎么表现我也熟悉的生活；别把精力用在社交上，不要追求一时的热闹，要耐得住寂寞，作家最重要的是拿出作品；既要读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要读西方作家的作品，书读得越多越杂越好。他说这些话时并不是一脸严肃，跟他聊天总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面带笑容地说出了他的创作思考和对我的希冀。
他对我的创作并不一味说好，有时也有批评。有一年，我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后，给他送去了刊发作品的杂志。他看后给我来电话说：“这个题材你可以处理得更好，可以写得更有新意。是应该多写，每年的写作都应有一定的数量，但也不要一味求快求多，萝卜不洗净就扔进锅里，不行。”这话给我敲了警钟。
2005年，我不顺的人生又添了新的不幸：孩子患了重病。我忙着给孩子治病，很长一段时间没与国文老师联系。他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在电话里送来了慰问。最终，孩子远走。2008年万念俱灰之后，只有埋头写作算是抵抗命运的一个途径。此后，我很少再去看国文老师。我害怕他问起我家里的情况，更不愿让自己的负面情绪影响他，毕竟他已是老人了。甚至电话也很少打，因为打电话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失态，不能再让老人也跟着伤心了。
新冠疫情期间，我为他担心，这种伤及呼吸系统的疫病对高龄老人来说特别可怕，我暗暗祈祷他能凭借自己的乐观和自身抵抗力闯过这道难关。然而，还是在疫情末期听到了噩耗。这位胸怀爱意的老人的离去，是这个世界的损失；这位目光犀利、文字优美的作家的离去，是中国文坛的损失！
国文老师，每每想起过去在一起的岁月，脑子里就会重现你的音容笑貌，我们想念你！所幸，在不太久的将来，我们还能在天国相聚，那时，再听你的笑声和教诲！
（作者：周大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