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课堂

  同样是教师，作为诗人的教师的课堂，往往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

  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是一位传统诗人，据说他对阔人往往毫不客气，对学生则是坦诚相见，有学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讲课时并不在乎衣着，但是诙谐幽默，“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

  诗人闻一多也是一位教师。在青岛教学时，闻一多已不怎么写诗，但是，在臧克家眼里，“他诗人的气质很浓厚，两腮瘦削，头发凌乱，戴一副黑边眼镜，讲起书来，时常间顿地拖着‘哦哦’的声音。”“一开始谈诗，空气便不同了，他马上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诗人。”郑临川笔下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也很有神采，“上课前，先生长衫布履，手提一只褪了色的旧布袋，目光炯炯地走进教室，拿了一张空着的木椅坐下来，然后把布袋挂在椅背上，从容掏出那只似乎是自己用竹根雕制成的小烟斗，装上烟丝，静静地抽着休息。”冯夷笔下清华大学时期的闻一多则多了一抹浓重的名士风度，闻一多“高梳着”“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然后，他拖着极其迂缓的腔调说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闻一多、陈梦家都是著名诗人，他们的课程特别为西南联大的学生所期待。在杨苡的记忆里：“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他们的一些名诗我们会背的，没想到他们根本不讲新诗，都是讲他们的研究，关于古代文学的，陈好像还讲一点甲骨文。不过他们的课我不大逃，毕竟是我崇拜的。”

  在西南联大求学时，郑敏曾受教于冯至和卞之琳。在郑敏的印象里，卞之琳的“诗人气质非常浓郁”，但是讲课的“口音非常重”，学生常常听不懂他讲的内容，但这也让学生“加倍集中注意力”，对讲课内容“记得更牢固”。冯至上课时“穿着长衫，拿着一支手杖”，讲课“真挚诚恳”，笑容可掬，“充满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气质”。冯至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又“最像现代的老师”。冯至的课堂不局限于联大的教室，有时也在他的寓所。郑敏经常到冯至家中求教，有时则是默默地听冯至与卞之琳等人聊天，从这些聊天中，郑敏感受到了冯至“不同一般的超越气质”，“这种不平凡的超越气质”潜移默化地沉入了郑敏的诗歌，让她在“一条充满坎坷”的诗歌道路上不懈探求。

  有些诗人讲课时会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叶公超、徐志摩、废名便是如此。

  叶公超在北京大学上课时不甚备课，有时还拍案而起。“叶老师教我们戏剧课，显然不怎样作课前准备，只是从指定我们各备的一厚本叫《英国戏剧杰作选》（Great English Plays）当中挑几个十八九世纪的散文戏剧（因为从一年级开始就另有莎士比亚戏剧课），到堂上就叫我们同排几位同学轮流合念对话。每听到我们发音或语调有误或不妥，就爆出教桌上那么一声拍案巨响。”卞之琳印象最深的则是叶公超教授的叶芝晚期诗，“我特别记得他在课堂上津津有味地教我们《在学童中间》一诗，俨然自充诗中已成‘头面人物’的叶芝督学，把我们当学童。”叶公超的授课虽然略显随意，但他通过讲解世界前沿的诗歌潮流，开阔了学生的眼界。

  徐志摩讲课完全是一副诗人面孔，宛然一位十九世纪的英国诗人立于课堂，营造了浓郁的诗歌氛围，在卞之琳的记忆里：“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作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

  废名曾经在北大开过现代文学作品分析的课程。在乐黛云的记忆里，废名的讲课风格与其他老师迥然不同，“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几十年后，回味废名的讲课，乐黛云认为废名的讲课方式有其独特的意义，“它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应’和‘共鸣’。”汤一介感受到的则是废名的真诚和可爱。他会直言：“我比鲁迅了解《狂人日记》更深刻。”并以“你们看，她文章的风格多么像我的呀！”表扬学生的作文。

  并不是每一位诗人的课堂都受欢迎。但不会讲课并不妨碍穆旦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穆旦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即被聘为本校的外国语文系助教，在教书过程中他深感自己不适宜教学，“校中教英文无成绩，感觉不宜教书；想作诗人。”新中国成立后，穆旦在南开大学担任外文系教师时，又一次感受到了教学的困境，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校园，“但上课一二次，即对自己的教书能力异常灰心，无英文口才。一星期后改换课程，为重点课，又无教学法，更无法应付。一月后即暑假，决意辞去教书职，屡与系领导表示，未获准。领导责备我不努力，我则认为领导不理解我实在无教书才能，因此情绪消沉”。

  但是，穆旦在与青年朋友的交流中，却让他们感受到了“至真至诚的心”，孙志鸣铭记穆旦的谆谆教诲，渡过了各种难关，并“仍将时时用它来校正自己的人生坐标”。穆旦留给青年朋友的是“珍重的友谊，是一件艺术品”。

  每位诗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风格，诗人的课堂也因此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质。其实，诗人教师最重要的是将优秀的思想和风格融化在教学、日常生活中，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得到滋养。所谓“润物细无声”，正是教学的关键所在。

  （作者：李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