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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中华文明的特性作了精辟的总结，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对中华文明特性第一次完整表述，是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进程和历史经验所作的科学总结。进行了2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目标之一，是研究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为引领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研究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的由来和发展。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虽然有分有合、进程曲折，但从多元走向一体，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发展的主线。这一趋势并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形成，数千年前的史前时期各个地区就已有交流，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一体化具有深厚坚实的基础和久远的渊源。
1.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史前基础
1.距今一万年到七千年前中华大地各区域的交流
距今9000年前，约于1万年前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的栽培技术被淮河流域的史前先民所吸收。河南舞阳贾湖聚落遗址出土了炭化稻、石制和骨制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1万年前发明于华北地区的粟和黍栽培技术也向周围地区传播。此后，农业逐渐发展，人口逐步增加，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人们活动的能力日益增强，各区域之间的交流日益活跃。
距今8000多年前分布于我国东北西部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已经能够制造较为精致的玉石装饰品组合——玉玦和条形玉坠。值得注意的是，同类的玉玦和玉坠的装饰品组合在稍晚些的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形制相同的玉玦，以及它和玉坠的组合，分别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出现，应是不同区域的史前文化存在着交流的反映。在兴隆洼文化中，有来自黄海一带蚌壳穿成串的装饰，说明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人们存在交流。距今七、八千年前史前文化的交流在陶器中看得更加清楚。在长江中游距今8000年的史前文化中，可以看到来自淮河上游贾湖文化和来自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因素的陶器。
在长江下游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距今8000多年，残长达5.8米的独木舟，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了较远距离的航行能力，扩大了交往的范围。
2.距今六千年到四千年前中华大地文化趋同性的增强
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龙的信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一座仰韶文化墓葬中，尸骨的东西两侧用蚌壳堆出龙和虎的形象，竟然与汉代的四神中东青龙西白虎的方位一致，或说明四神思想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距今5500-5300年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和同时期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中，都出土了身体呈C型的玉龙，两地还出土了同样的玉龟和姿势相同的玉人。不仅说明龙的观念在北至东北西部，南至长江下游已经广为流行流传，还暗示出南方和北方的社会上层存在着交流。到了夏商时期，龙的形象广泛出现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三星堆文化中可以见到近十种龙的形象，就是明证。
距今6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期以花和鸟为图案的彩陶图案逐渐向周围扩展。距今5500年前后，到达黄河流域全境和长江中下游北部地区。到距今5300年左右的时候，这类彩陶图案的分布范围南达长江上中下游，北至华北平原北部及燕山山地的西辽河流域，西到甘青地区，东抵黄河下游，第一次出现了中原地区文化向周围广大地区强烈影响的态势，这一现象极有可能是黄帝炎帝集团兴起和影响范围扩展的反映，也有学者称这一现象为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距今5500-5000年左右，各地区的文明进程都进入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各地出现规模巨大的中心性聚落，制作精致、规模大的高等级建筑和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和辽河流域的高等级的墓葬中，都随葬制作精致的玉器。而且，这些玉器与6000年之前多为装饰品的情况不同，出现了玉石钺和龙、龟、鸟等动物形象的玉器，表明这些玉器与当时人们的信仰密切相关，成为通神、祭神的工具。由于他们都处在权贵墓葬中，说明这些玉器也具有显示持有者尊贵身份的作用。
到了距今4300年至4100年的尧舜时期，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崛起。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被认为是尧舜时期的都城所在。在这个遗址中可以看到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陶制酒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双翅形玉饰等文化因素，表明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广泛吸收周邻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力量不断壮大。到了大禹的时期，中原文化对周围的影响显著增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原文化影响的到来。
2.夏商周时期以来统一性的增强
距今4000年左右，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式的古国文明，进入由中原王朝引领的王国文明阶段。夏王朝经过了200年左右的积蓄力量，到了夏代后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都城的二里头文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在宫室制度方面，初步形成了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为特征的宫室制度。在继承尧舜时期铜器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青铜容器的制作技术，制作出爵、斝、盉、觚等青铜酒器；几种原本是用作武器或工具的玉器，如玉戈、玉璋、玉钺等被赋予通神祭神的功能，由于只有身份高贵的贵族才具有主持祭祀的资格，所以，这些玉器同时也具有表明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功能，成为玉礼器。尤其是玉器的一种——玉璋向周围强烈辐射，其分布范围达到东南沿海的福建南部和香港地区，西北到达陇东地区，向西南到达成都平原。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都发现多件这类玉璋，而且出土一件青铜人像双手持玉璋，跪姿，应是在举行祭祀的场景，证明这类玉器是祭祀神灵的用具，从而解决了学术界关于此类玉器功用的争论。夏王朝发明的用于通神的玉璋在各地的广泛分布，耐人寻味。表明夏商王朝势力的扩展并非依靠军事扩张，而是靠自身先进的文化，也就是“软实力”，实现对广阔地区的影响，中华早期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即从各区域文明独自起源，发展为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历史格局。
商王朝建立后，继承了夏王朝青铜容器和玉礼器制度，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工艺技术也更加熟练高超。在这一阶段，商王朝的冶铜术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使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下游和辽河流域的文化相继进入青铜时代。各地发现的商代方国都出土了中原商王朝风格的青铜礼器，又出土了具有各地自身特色的青铜器。中原商王朝对周围方国产生强烈影响，引领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
墓葬制度方面，商王朝的墓葬以墓道的有无和多少以及墓葬规模的大小来区分不同阶级、阶层尊卑贵贱的制度也为各方国广泛接受。各地相继发现带有一条、两条甚至四条墓道的各方国高级贵族的墓葬。
周王朝建立后，实施分封制。周王把自己的至亲和大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实现了商王朝所未能实现的对广阔地区的直接、稳定的统治。周朝系统的青铜器在各个诸侯国出土，反映出周王朝的宫室制度、埋葬制度以及礼乐制度在各诸侯国普遍实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实行稳定统治的局面，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得到显著增强。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势力衰微，各诸侯国群雄并起，相互竞争兼并，先后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思想方面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有一点，就是各个诸侯国都是以统一中国为目的。最终，秦国统一了中国。通过实施一系列统一的政策，如统一文字、度量衡，在全国建驰道，这些措施不仅有文献为证，还可以从各地发现的秦驰道、秦代度量衡和秦代的文字遗物得到证明。特别重要的是，秦王朝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中央王朝的政令可以得到彻底的贯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统一多民族国家开始形成。
西汉时期效法西周实施分封制，在各地分封了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列国。汉景帝时期，实力强大的吴王刘濞联合其他六个诸侯国，发动叛乱，被汉王朝平定。汉王朝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削藩和盐铁官营等措施，扩大郡县制的范围，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东汉王朝末年，中国又陷入群雄并起、争霸割据的局面。魏蜀吴三国争霸，都以统一中国为目的，最终建立晋朝，结束了东汉末年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了短期的统一。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不断。豪族士大夫南下建立了东晋政权，中国进入南北分立的局面。即便如此，汉文化的传统仍然在延续。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族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汉文化及其政治制度，有些如匈奴还标榜自己是华夏后裔。而且，各种势力的目标都是要一统天下，建立全国统一的王朝。南北朝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最突出的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以孝文帝改革为标志，拓跋鲜卑全面汉化。北魏后期的都城——洛阳城在全面继承汉王朝都城和宫室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了对后世王朝产生强烈影响的都城和宫室制度。最终，继承西魏的北周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隋朝。中国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发展的盛世——隋唐时期。
五代十国之后，宋王朝与辽、金又形成南北分立的局面。但是无论是辽还是金，仍然大量吸收汉族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在辽代和金代的都城中，都可以看到中原王朝的都城和宫室制度的影子。此后，从蒙元统一中国到明清王朝，虽然建立王朝的主体民族有所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大量地承袭了汉族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实证中华文明统一性的还有一个极好的例证，就是位于北京的明清时期的历代帝王庙。此庙为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修建。当中有三皇五帝到各个朝代皇帝的像。这里不仅是明朝皇帝去祭拜的地方，清朝的皇帝也都常去祭拜，以此表明清王朝也是以中华正统自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此后，虽然历经坎坷，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历史进程的主旋律。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并非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而是具有久远的史前时期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渊源，是经历了由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百川归海。尽管岁月流转，王朝更迭，尽管南方北方，分分合合，但统一始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始终存在，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内生动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发展的重要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作者：王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