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世界中坦诚相见

  好的文学访谈，终归要彰显出更宏阔、更普遍的文学价值。这对访谈的组织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进行更充分的准备，对受访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既要能锁定那些重大问题，又要紧紧抓牢具体生动的案例，在提问与倾听之间灵活有度，在宏大与具体之间进退自如，既不能正襟危坐，更不要荒腔走板……而在所有这些之外，还要落实到一个“诚”字上：诚挚、诚恳与诚实。行超的新作《爱与尊严的时刻——当代作家访谈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中，我触摸到了这种文学访谈的完整轮廓。她传达着一种在文学的世界中坦诚相见的美好期待。

  行超的本职工作是媒体记者，也是青年批评家的翘楚，多年来写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评论文章，这显然为她的访谈事业提供诸多便利。在《爱与尊严的时刻》中，她以批评家的敏锐，在对采访对象整体创作的深入剖析中，提炼出有价值的问题。她是一位有着批评家禀赋的采访者，很多时候，她是在以访谈的形式写作批评文章。每一次访谈，她都做足了功课，尽可能阅读作家的全部重要作品，甚至对与作家作品相关联的文学现象、文学史思潮也有着全面了解。所谓知人论世，这也正是采访工作的基本准备。她深知，扎实可靠的文学访谈需要由此出发，才不至于浅尝辄止。她总能适时关注到作家创作的变化，提的问题也大多关涉他们在漫长创作时空中的微妙转变。

  行超对受访作家的作品有着深入研究，读这本访谈录，我们也得以充分领略她的批评禀赋：敏感、细腻而准确。她能清晰地指出王蒙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隐秘关联，发现徐则臣对于陌生知识领域的“学院式的、考古式的热情”，挖掘出阿来“具有反思、自省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立场”，从葛亮笔下的人物身上读出一种漂泊感，一种永远在寻找的焦虑、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无奈。这种既专业又亲切的方式，拉近与受访者的距离。面对这样一位访谈者，作家们当然愿意与之交流，这使得访谈的深入、有效得以顺利落实。

  一个卓越的提问者，总是试图将问题引向更加宏阔的层面，而非仅仅聚焦于作家个人性的生活细节。于是我们看到，在周晓枫那里散文的虚构引向文学的“真”与生活的“真”，贾平凹的写作与时代有着深刻关联，阿来创作涉及人与自然、文学的虚与实、古老文明的现代命运等。这些都是她基于深入的阅读所提炼的问题。学会与重大问题打交道，这是行超文学访谈的一个重要启示。

  在行超这里，坦诚的提问，诚挚的批评，终究会换来受访者同样坦诚的回应。正是基于这种坦诚相见，我们有幸聆听张悦然对她心目中的“文学生活”的期待，以及作为新概念作文起步的一代作家对自我的诚挚剖析。这个时候，理想访谈中的倾听的意义就显现了出来。是的，对于成功的采访人来说，在提问之外，更为重要的角色在于扮演倾听者。行超正是那位谦逊、温和的倾听者，她让作家们充分表达。一次访谈，其实也是采访者为作家和读者们争取的一次难得的展示机会。采访者代表读者们发问，而借助作家们的“现身说法”，创作背后的“秘密”被揭示了出来，这让关心作品的读者们，得以有机会洞悉文本“周遭”的一切。读者感兴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作家创作之初的所思所想，创作之中的心路历程，以及创作之后的经验总结。在这个意义上，采访正是一种合法的“窥探”，去探寻小说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在作家创造的万千世界之外，进入作家个体的精神世界，倾听其文学观念和创作秘诀，进而深入研讨小说的人物、逻辑及世界的可能性。

  在《爱与尊严的时刻》里，围绕小说作品这一前台文本，作为倾听者的行超竭力捕捉的幕后故事，显然是这本书的重要“看点”。我们看到王蒙妙语连珠地为读者讲述不为人知的新疆故事，他以譬喻的方式说出文学创作的奥秘。贾平凹通过云层上面的阳光比喻小说的境界，由此暗示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在谈论小说写法时，几位作家的譬喻同样精彩，且富有启发。贾平凹饶有意味地以足球为例，他将《秦腔》的写法，比作看巴萨踢球的感受。在他看来，喜欢开大脚的英国足球，就像故事情节一样“踢过来踢过去”，但巴萨踢球是不停“倒来倒去”，然后一个不经意“就踢进球门去了”。由此他试图表明，文学表达需要找到最契合的途径。

  当然，在行超这里，并不是所有的对话都进行得无比顺畅。相对于滔滔不绝的讲述者来说，一位“有性格”的作家，有时候并不是一个乐于合作的对话者。这时候的惜墨如金和“字字珠玑”，就大有让采访陷入“尬聊”的风险。或许是因为年龄和资历的缘故，相较于在文学前辈面前的谦卑和拘谨来说，行超在与张悦然、李晁等同代人的交流中显然更加亲近和放松。尤其是与张悦然，共同的生活体认，相似的成长经历，加之所涉话题也是80后同代人“漫长的青春期”，使得她们之间并没有太多客套，看上去就像是闺蜜之间的闲聊。而与李晁，虽在具体作品上存在诸多分歧，却也是就阅读感受而展开的平等交流。在这里，更为充分彰显出文学的世界中坦诚相见的信念和勇气。

  （作者：徐刚，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