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读书者说】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其中，“衣”作为民生之首，其生产主要依赖纺织技术的出现与进步。中国有着悠久的纺织历史，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就曾发现了纺轮、腰机等纺织工具。养蚕缫丝技术的掌握，让我们的祖先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织造出了丝绸。伴随着张骞的凿空之旅，丝绸开启了世界历史上东西方第一次大规模的商贸文化交流，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的纺织文化历经数千年的积累沉淀，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服饰文化，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形塑着中国古人对生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理解。传世文献中虽然多有与古代舆服制度相关的内容，但这些记载多集中于帝王、朝臣等社会上层，且“制式化”色彩明显，并不能反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复杂内容与整体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沈从文先生在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开创性研究中，克服资料不足等困难，运用实物、图像、文献三结合的研究方法，成功归纳整理了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线索。在沈先生的引领下，王㐨、王亚蓉等学者借助纺织实物的不断出土，开辟了纺织考古的新领域。新近出版的《大国霓裳——沈从文和我们的纺织考古之路》一书，深情回顾了王㐨、王亚蓉两位先生协助沈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走过的艰辛之路，展现了中国纺织考古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与相关成就。
构建中国纺织实物的历史链条
搜集考古出土的纺织品文物，构建中国古代纺织实物的历史链条，是纺织考古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中国古代的纺织原料主要包括葛、麻、毛、丝、棉等，都是天然纤维，其有机质属性让纺织品极易受到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的侵蚀而难以保存，所以纺织考古界有“千年难遇一墓、千墓难得一衣”的说法。纺织实物的出土现世，实属可遇不可求。幸运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纺织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发掘保护了多处考古遗址中的纺织品文物。王亚蓉先生在书中介绍了我国纺织考古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成果，带领我们走进那些带给世人惊喜的考古现场。
距今约2500年的江西靖安大墓中，出土了东周时期的300件纺织品，将我国纺织实物链的时间轴向前推进至春秋中晚期。这些纺织品的织造技艺精湛，其中几何纹织锦经线的密度竟然高达每厘米240根，令人叹为观止。距今约2300年的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大量战国中晚期的丝织品。这批丝织品不仅种类繁多、色彩斑斓，而且纹饰神诡、技艺高超。西方学者看后大为赞叹，称其设计者是中国2000多年前的“毕加索”。
秦汉时期，中国的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出土的纺织实物也逐渐丰富起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老山汉墓、大葆台汉墓中都出土了西汉时期的丝织精品。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高档丝织品，其中最著名者当属“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这块织锦的纹样繁复多变，上有云气、五星以及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奇禽瑞兽，间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五星”锦不仅代表了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而且见证了精绝国与中原王朝的密切交流，一经发现便被认定为一级文物，并成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强盛，纺织业也迎来了繁荣发展的局面。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了大量来自唐代宫廷的纺织品，涵盖了锦、绫、罗、纱、绢、刺绣、绣加绘、印花和编织九大类。其中，织金锦与蹙金绣衣物代表了唐代丝绸织造的最高水平。江西赣州慈云寺塔暗龛内发现了北宋前期的纸绢书画。这些文物出土时，碎成残片，板结、粉化严重。在王亚蓉先生等人的努力下，从中成功拼出60多幅宋初画作。斗宿女仙像便是其中之一。该画绢本设色，所画女仙皆长披背发，着白色长袖交领袍、曳地长裙、红色笏头履，为研究北宋前期的服饰与画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元明以后，中国的纺织技术不断创新发展，更趋高超。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遗址出土了51件（套）元末丝织绣品，所用材料涵盖缎、绢、纱、罗、锦、纳石失（织金锦）等多个品种。洞中发现的“褐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为研究中国古代缎纹织物的发展演进提供了重要资料。明定陵中出土了128件孝靖皇后的随葬丝织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件百子衣。百子衣在红素罗地上满绣几何纹作绣地，其上再绣金龙、花卉、百子等纹样。该衣所用刺绣针法多达十几种，是集各种刺绣工艺之大成的精品，代表了明代刺绣服饰的最高工艺水平。
书中的上述案例，都是王亚蓉先生从她主持、参与过的纺织考古项目中精心挑选而来的。她在编排全书内容时，打乱了考古遗址的发掘顺序，以出土纺织品文物的所属年代为序，构建起一个从春秋到元明的纺织实物链条，有利于读者更清晰地把握中国古代纺织实物的发展脉络，进而形成对中国古代纺织文化、服饰文化的系统认识。
复现中国纺织实物的历史原貌
发掘、提取、保护考古出土的纺织品文物，只是纺织考古工作的第一步。王亚蓉先生及其团队还要在此基础上，对它们进行复原复织工作。目前，纺织品文物的复制品主要有三种形式：一为根据文物出土样貌进行复制，不讲究材料与工艺，仅追求外观相似的“现状的复制”品；二为文物现状与复原相结合的复制品；三为在实验考古学方法指导下进行的“复原复织品”。纺织考古工作者采取的是第三种形式。
实验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主张通过实践或试验等手段复制、重建考古发掘的遗址遗物，进而理解古代人类的行为方式。具体到纺织考古领域而言，就是要在对出土纺织品文物的形态工艺、美学价值、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充分研究的前提下，精心选取与文物相同的材料，用符合古代技术发展水平的工艺方法，在掌握文物质料和参数织作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复原复织工作。用王亚蓉先生的话说，“复原复织”是以“综合研究和科学实验为基础，恢复文物本来面貌、质量与工艺技术的研究成果”，具有“与文物近同的科研价值和收藏价值”，是“研究古代服饰织造、设计、剪裁等最好的科研手段”。
1983年，王亚蓉先生选取马山楚墓出土的对龙对凤纹绣衾、凤鸟花卉纹绣绵衣、彩绣田猎纹饰带、龙凤虎纹绣单衣、龙凤大花纹彩绣衾等服饰衣物，开始了最初的复原复织实验。历经七年的艰辛，王亚蓉先生的第一批复原复织工作方告完成。个中辛酸，唯有自知。令人欣慰的是，她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尤其是精美绝伦的凤鸟花卉纹绣绵衣的复原复织品，让所有看到它的学者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这批复织衣绣还走出国门，在首尔、阿姆斯特丹等地进行展出，受到极高评价。
在书中，王亚蓉先生从材料选取、染色工艺、织造方法、刺绣针法等各方面详细介绍了纺织品文物的复原复织流程。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些工艺技术，书中在相关内容处，配以纹样图、纹样线图、文物结构图、编结示意图等各种图示。如此编排，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犹如读沈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般。王亚蓉先生对这些纺织文物的经纬结构，有着庖丁解牛般的洞察力与分析力。经过她的双手，一件件埋藏千年的纺织品重新“活”了起来，光艳华丽地向世人展现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服章之美。
传承中国纺织考古的工匠精神
王㐨、王亚蓉先生都是沈从文先生的助手，他们的纺织考古之路起始于协助沈先生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中有两位先生的追忆文字，读起来朴实无华，但却感人至深。字里行间不仅有他们对恩师教诲的感佩与怀念，更有他们对恩师事业传承的责任与担当。
耐烦与认真的专业品格。王亚蓉先生在书中多次用到的“耐烦”一词，是从沈先生那里传承而来的。“耐烦”就是倾注心力、锲而不舍、不惧麻烦、不怕费劲。“要耐烦！认真！”既是沈先生的谆谆教诲，也是沈先生的专业品格，深深影响了王㐨、王亚蓉两位先生。王㐨先生对马王堆汉墓丝绸残片的层层揭取，对汉代金缕玉衣的片片拼接；王亚蓉先生及其团队面对烂如泥浆的纺织品文物时表现出的耐心毅力，复原复织文物时的精益求精，无一不在践行着纺织考古工作者的专业品格。
实物与文史互证的专业方法。王亚蓉先生认为若要评述沈先生，仅有文学家的称号并不够，还应称其为“文物历史学家”或“形象历史学家”。以考古实物与文史记载互相参证，是沈先生遵循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方法。受此影响，王㐨、王亚蓉先生在考古实践中，非常注重对文献资料的搜集运用。《仪礼》《礼记》《墨子》《荀子》《左传》《史记》《三国志》等都是书中引用的历史文献。在此基础上，王㐨、王亚蓉先生还通过复原复织，让纺织考古真正走上了实践与文史互证的道路。
古为今用的专业理念。沈先生主张“古为今用”，倡导文物研究要为生产服务。王亚蓉先生面对出土的远古文物时，时常产生今不如昔之感，这让她切身体会到“古为今用”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开展纺织文物的复原复织工作。她的努力唤醒了沉眠千古的历史文物，让中华民族优秀的纺织、服饰文化再获新生，也让原本只有考古工作者才有缘亲睹的远古色彩震撼到普通的读者与观众。
时不我待的专业使命。沈先生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之时，深感于国外学者的挑战，常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与使命感。这种责任与担当是沈先生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成为王㐨、王亚蓉先生克服工作困难的重要法宝。在书中，王㐨、王亚蓉先生经常提到的字眼就是“责任”。面对“刻不容缓”的马王堆汉墓发掘工作，王㐨先生克服生活困难坐上开往长沙的火车；为了保护马山楚墓中的纺织文物，王㐨、王亚蓉先生在荆州街头度过了大年三十；为了清理靖安墓中的纺织品，王亚蓉先生及其团队把手浸入清理尸身所需的2℃的水中，不停拍打，涤荡泥沙。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责任，守护、传承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祖先创造的服饰文化深深刻印在华夏民族的基因之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华。传承、弘扬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为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自己的力量，是纺织考古工作者的时代使命。“纺织考古”已经被批准为绝学学科，王亚蓉先生也获得首批“大国工匠”荣誉称号，这是对纺织考古事业的极大肯定。王亚蓉先生认为，新时期中国纺织考古的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专业团队的建立、专业人才的培养、学科的创建之上，最终建成融合纺织文物保护修复、实验研究，服饰文化研究、展览展示，爱国主义教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真实的历代“中国服饰博物馆”。在全书的最后，王亚蓉先生向读者展示了她发起并指导成立的九个纺织服饰文物科研保护组织机构及带头人，并罗列了她培养的博士生名单，这些都是继承发展中国纺织考古事业的有生力量。《大国霓裳》的出版不仅让我们回顾了中国纺织考古筚路蓝缕的开创史，而且总结了中国纺织考古取得的成就，并为这一事业的发展探明了出路，指出了方向。
（作者：李永，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